兴盛一时的酿酒业，我国酿酒业是何时兴起的

我国历史上以农业立国，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为酿酒业的兴旺提供了物质基础。不仅酿造出了久负盛名的粮食酒，还有葡萄酒和蒸馏酒等。我国古代的酿酒技术在生产实践中逐渐确立了技术规程，其化学工艺独树一帜，成为东方酿造界的典型代表和楷模。

秦汉年间提倡戒酒，到魏晋时期，酒才有了合法地位，酒禁大开，允许民间自由酿酒，私人自酿自饮的现象相当普遍，酒业市场十分兴盛。魏晋时出现了酒税，酒税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不仅自己喜欢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诏书，告之于群臣。他在《诏群臣》中写道：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葡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糵，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作为帝王，在给群臣的诏书中，不仅谈吃饭穿衣，更大谈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并说只要提起“葡萄酒”这个名，就足以让人垂涎了，更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此举可谓是空前绝后了。因为魏文帝的提倡和身体力行，魏国的酿酒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使得在后来的晋朝及南北朝时期，葡萄酒成为王公大臣、社会名流筵席上常饮的美酒，葡萄酒文化日渐兴起。

蒸馏酒的起源之谜中国蒸馏酒源起于何时？现今有东汉、唐、宋、元等若干起源说。其中，元起源说来源于旧说，有元朝人的记载为证，而东汉说、金代说，都是根据传世文物或者出土发现所说，不过山东社科院的王赛时和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孙机都提出元代说比较可靠。东汉时已经有蒸馏酒的说法源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东汉青铜蒸馏器。孙机认为，根据器物的构造推断为蒸馏器应属确凿，但由于器身密封盖、蒸发室、冷凝室等关键部位缺失，令人对此器作为蒸酒器一说提出质疑。此外，东汉尚且有用蒸馏器提炼丹药和花露水的记载，因而实在难以凭借一件用途不明的单体器物来对酿酒的起源断代。还有一点，这个蒸馏器上方未设水冷却器，酒精的损失量过大，作为蒸酒器物不太合理。上海博物馆对此做过蒸酒实验，酒精度能够高达20多度，但是汉明显是低饮酒度时代，看那么多相关的饮酒一石的记载就明白了。纵观史书文献，自东汉以降，直到宋代，酒的蒸馏迹象也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出现过。唐宋时期有关“烧酒”、“蒸酒”的零散史料，但宋以前时期的烧酒不属于蒸馏酒范畴，而是指低温加热处理的谷物发酵酒。宋代的“蒸酒”也是指对酒加热，以便于灭菌防腐，长期存放。元代之后所说的烧酒才是蒸馏酒，而我们今天所谓的白酒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赋予烧酒的官方称谓。金代说来源于河北承德青龙县西山嘴村1975年开河道时所取得的一件蒸馏器，上下两分套合而成，下部为釜，上部为冷却器，上下套合的时候就可以作为蒸馏器了，和现代的壶式蒸酒器物很像，当地文物部门也用此物做过试验，但是出酒量非常少，而且酒精度很低，应该是当地的试验不符合元代的取酒办法。孙机还发现，当时在蒸馏器出土的地方还出土了元代的滴水瓦，所以他倾向于认为这器物实际上不属于金代，或者说就是元代旧物，如果按照元代蒸馏办法，用酿造好的枣酒、葡萄酒，再用这件出土文物做蒸馏，肯定能蒸出很好的高度酒。断此物为元代产物，则一切非常好解释，文献和实物构成了一套解释系统。许多专家对照这件器物，发现与元人文献中所描述的蒸馏酒器的形制及液态蒸馏方法相合。另外，除了单体器物，江西还发现了元朝酿制蒸馏酒的遗迹——李渡无形堂烧酒作坊遗址。2002年6月，江西南昌李渡镇在整顿该镇酒厂旧厂房的时候，发现下面有大量酿酒遗存，后来经过文物部门考证，发现这里是延续时间特长的罕见的烧酒作坊。还保留有元的酒窖和地缸发酵池。为当年的考古十大发现。除了有文物出土，旧史的记载均以元代为起点，如《本草纲目》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创始，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锅），蒸令气上，用器承滴露。”王赛时说，外国的蒸馏器系统很可能是由蒙古人的征战，从陆路带回到中原的，蒙古人远征中亚、西亚和欧洲，使得西方的蒸馏酒法传入中土。中国的酿酒者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把本来是蒸葡萄酒的器物，变成了蒸谷物酒。蒸出来的酒，最初元人称之为“阿剌吉酒”，词源是阿拉伯语“Araq”，有“出汗、烧酒”的意思。烧酒，是元代民间对中国蒸馏酒的主称谓。在元杂剧散曲的念白唱词中便是如此称呼：“我做元帅世罕有，六韬三略不离口。近来口生都忘了，则记烧酒与黄酒。”元代许有壬《至正集》中就提道：“世以水火鼎，炼酒取露，气洌而清。秋空沆瀣不过也，虽败酒亦可为。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汉漫天下矣。译曰阿剌吉云。”根据许有壬的说法，最早的蒸馏酒也是来自西域，先为朝廷所拥有，继而传入豪门贵族，没有多长时间，普通民众也都掌握了这种酿酒方法。由于酵母菌在高浓度酒精下无法继续发酵，所以宋朝以前，采用中国发酵法所获取的酒，酒精浓度难以超过20度。元人获得蒸馏酒法，利用酒液中不同物质具有不同挥发性的特点，把最易挥发的酒精蒸馏出来，获得了最高浓度约70%的蒸馏酒。元人蒸馏酿酒，先使用与黄酒类似的方法用酒曲发酵，继而蒸馏取酒。属于典型的中国式蒸馏酿酒法。元朝人不仅用蒸馏法来酿造谷物酒，还包括葡萄酿酒和其他各类酒。最初发明蒸馏酒的时候，人们对这种高度酒尚存有忌惮的心理，早期的记载中说它“大热，有大毒”、“哈剌基尤毒人”、“饮之则令人透液而死”。孙机认为，“这反映出当时接触此类烈性酒的时间还不长，饮用时还存在着某些思想障碍”。高度酒的饮用人群是在之后的数百年间逐渐形成的。从元进入明朝，虽然烧酒已经发明，但是喝烧酒的人还是为数不多。当时更明显的对峙不是烧酒和黄酒，而是南方生产的酒和北方生产的酒的对峙，也是中国酒发展史上重要的南酒北酒时代。北酒地域广阔，以京、冀、鲁、豫为代表，地域广大之外，生产工艺非常传统，生产黄酒、烧酒和露酒都号称尊尚古法，消费量也高；南酒以江浙为核心产区，一直厉行开发新产品，绍兴黄酒实际上就不那么尚古法，包含很多新技术，清中期之后，北酒的名声逐渐被南酒所取代。（鹤flying:以前的新技术，成为了当时的主流，现在成为了古法，小流派）两者地域风格的区别，成为那个时代酒世界的最大特征。当时黄酒在整个发酵酒行业中占据支配地位，酿造工艺更趋成熟和完美，有了时间较长、颜色较深、耐贮存的发酵酒，人们称之为“老酒”，北酒中的不少“老酒”因为做工纯正，在南方也很受欢迎，比如福建人周亮工就说“北酒之中别有妙理”。在北酒的体系中，河北诞生了许多经典的黄酒，其中沧酒、易酒都属于典型的北派黄酒，自明代就已负盛名，清初有“沧酒之著名，尚在绍酒之前”的说法。黄酒得水之天成，沧州酒家历来都汲取从城外运河水河中的暗泉，麻姑泉汲水酿酒，所以沧酒又称为“麻姑泉酒”。清人多称赞沧酒“以水胜”。到了清朝中前期，沧酒的知名度仍盛，与绍酒平分秋色，分别为北酒与南酒之冠。清初名士朱彝尊评价说：“北酒，沧、易、潞酒皆为上品，而沧酒尤美。”按照当时人的记载，里面还要放绿豆、杏仁等材料，每一步都做到很细致。就是在清代中期烧酒已经开始流行之后，作为北酒代表的沧酒，还是在很长时间保持了名声，当时诗人们的篇章里，常有沧酒作为礼物互相馈赠的记录。易酒得益于易州水质好，被形容为“泉清味洌”，并在明末清初之际名声达到顶峰，在京城的坊间酒肆也十分流行。人们谈及北酒，时常将易酒、沧酒并列在首位。在出产汾酒的山西，黄酒也高度流行，太原、璐州和临汾的襄陵，都出产上好的黄酒，襄陵酒的酒曲中添加了药物，非常有个性，当时的知名度要超过汾酒，而当时流行的竹叶青属于露酒，按工艺来说，也并非现代用烧酒泡制那么简单。一直到了清代早期，烧酒还只是众多酒类中流行的一支，并没有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北方黄酒大都分为甜与苦两种，如山西黄酒称“甜南酒”、“苦南酒”；北京的黄酒称“甘炸儿”、“苦清儿”；山东黄酒有甜苦之分。甜黄酒味有甜腻且焦煳味，并无酒意。苦黄酒味道近南酒，山东人通常喜欢喝后者。但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已经不知道河北等地曾经是著名黄酒的产地，酿造工艺和遗迹都已经荡然无存了。南酒则没有这种甜苦对立的分别。从一开始，江南地区的黄酒制造就引进了新工艺，而且程序统一，有统一的酒谱条例问世，不像北方各地自行其是。南酒很快能够形成整体风格，逐步在北方推广，到了清中期，南酒终于打败了北酒，成为贵重礼物。南酒还有一个制胜原因，因为南酒运往北方，经历寒冷不会变味，而北酒运往南方，碰到酷暑则会变质。南酒中著名的花雕、太雕、女儿红的产地都属浙江绍兴府一带。绍兴酒自清初开始，质量大幅度提高，而且逐步进入全盛时代，那时候家家户户酿造绍酒，专家分析，主要是因为这里水土适合酿造黄酒，导致大型作坊很多，酿酒工艺形成了统一程序、统一规格，开始分为京庄和广庄，能够远销，前者是供应京师的上品，后者销售远到广东南洋。清代度支部司官傅梦岩藏有明朝泰昌年间的绍兴贡酒，陈年老酒已凝成酒膏，琥珀色，酒香厚且浓度极高。取了松花蛋大小的一块，兑以20年的陈绍10斤调和，再加入10斤新酒方才能够饮用。黄酒陈年，均需要如此饮用。文人周劭回忆他们抗战时期，在慈溪开了坛乾隆二年的酒，开坛后酒只剩下1/3，颜色变成赤紫，非常浓香，他们也不知道兑酒在里面直接就喝了，结果只喝了一点就大醉，到了第二日方才醒过来。烧酒此时的表现如何？当时烧酒在承接了元代工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越来越广泛地被接受并逐渐影响了人们饮酒方式的转变，汾酒当时已经很流行，当地人称为火酒，凡是出产酒少的地方，在购买外地烧酒的时候，都会选择汾酒，当时的甘肃巡抚就记载，市卖之酒，以汾酒为多。但是，烧酒并没有动摇黄酒的支配地位。明清时代的烧酒还只局限在平民阶层的饮用范围，上流社会的饮酒时尚是喝当地所生产的黄酒，在许多人看来，只有出身不正的家族的人，才喜欢饮用那种酒精度高的烧酒饮料，以寻求刺激，《清诗铎》中有“黄酒价贵买论升，白酒价贱买论斗”的咏唱，正体现了那时黄酒与白酒之间的造价存在巨大的差别。而且，当时北方民间也并没有普遍流行烧酒，主要还是低度的民间自酿黄酒很甜，可以当作老少皆宜的日常饮料，并不像烧酒那么辣。王赛时认为，烧酒的总产量超过黄酒，以至于成为中国人的主要饮用酒，肯定是康熙以后慢慢发展起来的，一直到清中期才稳固下来。描绘清代民间蒸馏作坊的插图在明到清中期的漫长时代里，没有酒能够挑战黄酒的统治地位。虽然别的酒类已经高度丰富化了，当时各种果酒，包括用花果串香来配制的，或者直接参与发酵的花果酒都很流行。明朝的上流社会对葡萄酒的兴趣保持了元朝的余热，节日集会，馈赠往来仍会出现葡萄酒。在《金瓶梅》小说中，葡萄酒是西门庆及其家人的日常吃酒，这也反映了当时饮用葡萄酒的社会背景。明朝以后的果酒酿造不限于葡萄酒，果酒的种类已十分丰富，北方有柿酒、西瓜酒、枣酒和梨酒。岭南地区有著名的荔枝酒。不仅如此，酿酒的方法也多样化，对含糖量高的水果直接发酵成酒，比如苹果酒。但在明清南酒与北酒，黄酒与烧酒的对峙中的大时代背景下，花果配置酒却只是局限于个别的花果产地，或者饮酒者的个人喜好。战乱与白酒的崛起统治者的爱好很影响下层的接受方式，清朝宫廷很少饮用明朝人爱喝的葡萄酒，中国传统的添加曲酿造的葡萄酒，到了清代逐渐废弃，成为绝响。但是烧酒开始流行，却并不是由于口味影响，相反，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初黄河治理，中下游“束水冲沙”，需要大量秸秆，导致了高粱种植面积增加。高粱作为食物口感差，但蒸馏出酒的品质却比其他粮食酿造的更好，酒度也更高。于是酿制烧酒便成了消化这些杂粮最有效的途径。在清朝乾隆初年严禁烧酒时，直督李卫就曾以此为理由上奏：“宣化府地方所产高粱，有味苦者，惟凶年乃以充饥，丰年宜听其烧酒。”在黄河治理投入最大的明朝隆庆年间到清朝乾隆中期这200年间，高粱为原料的北方烧酒获得了巨大发展，有清以后，北方烧酒的产量迅猛增长，烧锅遍布北方各省。史称“且通邑大都，车载烧酒贩卖者，正不可计数”。在谷食艰难的清朝，禁止烧酒的呼声和措施始终没有停止，从清初一直到乾隆年间，官方虽有弛于丰年、禁于歉岁的“烧锅政策”，但是高粱酿酒已成为很多北方百姓获取经济效益的渠道，在高粱丰产的年景里，有些地方官员会主动上奏朝廷，要求解除酒禁，许百姓烧酒牟利，以充实地方经济。北酒中的烧酒的态势开始超过黄酒，是在清代中叶以后，社会上的饮酒风俗也开始向烧酒全面倾斜，王赛时认为，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清中期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白酒的饮用经济价值更合算。”具体讲，就是黄酒的酒度低，但价格高，且大量饮用不易醉，因此总的饮酒成本很高。烧酒酒度高，容易入醉，所以饮用成本较之黄酒大为降低。方苞文章中曾经写过，黄酒除不耐放、不耐运输的缺点之外，生产还受时间限制，春夏秋都不可以酿造，而烧酒一年几乎所有时间都可以酿造，喝烧酒一二两就醉了的人，喝黄酒要喝几斤，所以一般的中人之产，“岂能用十倍之资而纵饮？”与烧酒的扩张相对的，是这一时期的黄酒衰退。清末南北各省农民起义不断，战乱四起。绍兴黄酒进京的运河线路与南下的陆路交通时常被战事所阻断，加之黄酒自身不便于颠簸与长时间存放，使得销路严重受阻。烧酒因便于贮藏和远途贩运，酒业不发达的地区从外地买酒，便多会选择烧酒。清中叶之后，战乱常常令作物收成雪上加霜，这时候，黄酒的酿造原料黍米和糯米为百姓食用尚且不足，是故黄酒产量随之骤减。高粱不宜食用，酿酒反而能够为百姓带来额外的收入。光绪《平遥县志》卷一二记载：“晋地黑坏，多宜植秫（高粱）而栃，不可以食。于是民间不得不以岁收所入，烧造为酒，变易银钱。或远至直属，西至秦中，四外发贩，稍得润余，上完钱粮，下资日用。”烧酒经过数百年扩张，于是最终在清末达到了产量上的高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路边卖烧酒的老人从黄酒到烧酒，人们传统的饮酒习惯也发生了改变，最初，烧酒为国人所抵触的酒度高这一特性，也逐渐被接纳。清人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提道：“既吃烧酒，以狠为佳。……余谓烧酒者，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也，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由此可见，“以狠为佳”成为清末很多人的饮酒选择。很多人开始追求烧酒能带给人的强烈刺激。中国酒的酿造过程，就是酒精度越来越高的过程，到了清朝，烧酒一直追求高酒度，随着酒度增高，人们的饮酒量普遍降低。清钱塘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提及一则饮高度烧酒的趣事：梁某年游萧山时，当地友人周镇祁曾用名为“梨花春”的烧酒招待过他。梁只饮了一杯，酒杯就被周夺去。周有大酒量，却也只饮了两小杯。梁竟因这一杯酒而沉醉了一整日。梁在文中以古人所谓“千日九酝”比喻这种高酒度的烧酒。据估计，这种酒的度数，不会低于60度。这一时期，烧酒的重镇主要集中于北方，北方烧酒又以山西最为兴盛，山西汾阳地区的高粱酿酒出现了烧坊数量和产量高峰。李汝珍在其小说《镜花缘》的第96回中借酒肆粉牌列出55种清代的名酒，将汾酒排在第一。南方的人们有些还在排斥烧酒，有些人还在宣称烧酒有毒，比如广东人屈大均就觉得，饮用烧酒是元人遗毒，烧酒很热，里面火气太大；与此同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广东人为了降低酒精度，开始往高度烧酒里兑水，人为处理的低度白酒在中国出现了：一是降度，二是省钱。当时称之为“和酒”。不过随着烧酒的进一步推广，南方也开始接受烧酒，在某些地区，烧酒将黄酒挤出了市场，例如扬州，清朝末年，经济衰退，早年流行的各种雪酒、木瓜酒、五加皮、绍兴酒，都变成了一种酒：高粱烧。现代中国与西南酒的机会民国初始，中国尚无名牌烧酒的概念，就算茅台已经逐渐为人所知，但是大部分人觉得，那只是一种遥远的昂贵的酒类，和他们的生活关系甚少。张中行的想法大概代表一般知识人的想法，他在文章中写道，酒，“只要入口没有暴气，两杯入肚，能得微醺，就算合格。超过限度，追名牌，用大价钱换取如口那一刹那的所谓香味，实在不值得”。一般人更是如此。北京的一般百姓，如果喝白干，买到好的二锅头也难，都是挑选山西人经营的大酒缸，酒缸上面是木盖，就当桌子使用，几家老字号的酒好，也就是保证其纯，不掺杂鸽粪、红巩等强烈物质，掺水大概是难免的。金克木也说，不必拘于什么酒，任何一种酒喝长远了，都好，他喝两种白干，其中包括汾酒，还有莲花白、茵露陈、五加皮、红白玫瑰，喝长远了，都觉得好。这是白酒尚未行销全国的时代，也没有一种名酒可以名重天下，人人皆知，而且渴望喝之的。不说一般人，就是当时位高权重的官员，对好酒也未必能了解和欣赏。唐鲁孙记载，1935年，武汉的绥靖办主任何雪竹到四川去说降刘湘，身为西南军阀的刘湘送了他大批的回沙茅台酒，所谓回沙茅台，是全部用上等河沙将发酵的酵池的石缝隙磨平，然后拌上糯米浆保证严密。酒发酵后特别没有火气，这批酒用陶罐包装，外面用桑皮纸封口，带回武汉后，何雪竹等人是喝惯了江南黄酒的，对这批酒没有兴趣，反而觉得陶罐很土气，所以一直没怎么喝，送给唐鲁孙的时候，很多挥发了一半。这是唐鲁孙闻名已久的酒，这次喝了个畅快。他欣赏那种醇酣之味。唐鲁孙当时属于民国政府盐业部门的人，当时四处公干，可以寻访民国年间涌现出来的一批好酒，如山西的汾酒、陕西的西凤、江西的宿迁酒，包括绵竹大曲，都是各有所长的，有各自那种厚重的曲香味。不过众多酒中，他还是最爱茅台。辛亥革命后，尽管创办实业成为一种新思潮，但是中国的酿酒业这种带着浓厚乡土基因的传统行业还是比较小作坊制，加上政府控制，酒行业一直没有大发展。民国政府如同清政府一样加重酒税的征收，有专门的征管机构，另外从海关的税收记录可知，酒类被归于奢侈品一类，收取的金额高达70%。稍遇灾荒，各地方政府仍是以国民生计为主而频繁实行禁止酿酒的政策，各个小作坊之酒难以行销全国，也是自然的事情。如果不是抗日战争，中国的政治中心转向西南的话，那么川贵一代的好酒什么时候能名扬四海，还是未知数。川南黔北地区的酒基因很好。一是天然条件好，美酒河一直在流淌，等待有朝一日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个还靠酒业的大发展。二是在明清之交这里迎接来了酒业的变化，例如茅台地区，本来这里也就酿造土烧酒，做法简单。好酒出现的机会来临，是川盐贸易的伴生带来的伴生命品。那时候经营川盐，清初，晋陕盐商把持着川盐入黔的运销，由于盐商们喝不惯当地土造酒，盐商重享受，有些懂得酿造技术，即使自己技术不精，也聘请技师，把老家的酿酒法带到了当地，与当地的优良的气候水土环境相结合，做出了比老家好的酒。比起最早的土造酒，新酿造的酒清香带甜，辣不刺喉。清中叶开始，这里的白酒开始逐渐流传出狭窄的茅台镇，走向全国。政府的控制时紧时松。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为了清政府筹饷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各地方政府放松了对传统酿酒业的限制，西南各省的酿酒业得以逐步发展。到了民国年间，盐业资本向酿酒业转移的趋势，又助推了这里的白酒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西南白酒的发展成为中国现代白酒之路承前启后的动力。“川省田膏土沃，民物殷富，出酒素多，糟房到处皆是。私家烤酒者尤众。”清朝中叶以来，四川并未经历长时间的大规模战争，入川的移民带来的酿酒技术和消费需求结合本省原有的酿酒基础，使四川的酒业生产能在晚清至民初继续发展。民国时期四川酒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名酒，成为四川名酒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阶段。泸州大曲、绵竹大曲等大曲酒，在清代就已经是四川有名，并在全国开始为人所知。还有一些白酒在进入民国后渐有名气，比如全兴大曲、杂粮酒、郎酒和丰谷酒。郎酒正式成立始于1903年，并贯穿于民国始终，在当时是极为尊贵的白酒，在省外仅次于茅台。政府还专为其定专卖价格，且历次所定专卖价格，均为酒中最高。杂粮酒是宜宾的五粮液的前身，在最初是用高粱、大米、糯米、玉米、荞麦等谷物按一定比例混合、发酵蒸馏而成的，但味道并不尽如人意。1928年，“利川永”烤酒作坊的老板邓子均，采用红高粱、大米、糯米、麦子、玉米五种粮食为原料，制出了味道醇厚的“杂粮酒”，时任当地团练局文书杨惠泉品尝后认为此酒色、香、味均佳，又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于是将这种宜宾优质杂粮酒命名为“五粮液”，逐渐名声斐然，生产规模也随之扩大。当今四川名酒全部成长于这个时期，近代以前，中国的消费品流通靠运河等河流，在铁路出现之前，绍兴酒的流通和传播无与伦比。与绍兴酒和汾酒比，贵州酒、川酒的推广因为地理与交通的劣势原因而滞后。按照光绪年间比价，1斤茅台酒值大米40斤。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黄金十年”，茅台酒却仍然依靠鸦片贸易的繁荣得以往来于川黔之间。但这一时期的茅台酒已经成为西南名酒，被很多名人国士所青睐。但是真正的大发展，还是民国政府迁都重庆之后，因为地理原因，原本主流的黄酒，变成了偏门，当时重庆也出产黄酒，丰子恺在文章中写重庆也出产黄酒，不过质量远不如浙江的黄酒、江浙出产的陈绍，只能在飞机上从上海运输过来，相当于走私，非常难得，所以，尽管重庆出的渝酒气味不清香，味道也不适口，可以将就喝，不过更多的人，就选择了在四川当地已经流行的曲酒。冯亦代在文章中就回忆，1940年他初到重庆，这里不喝黄酒也不喝洋酒，全部是大曲的天下，最有名的是泸州大曲，好处是喝后不上头，酒度又高，但是第一次喝的内地人都不习惯，觉得太辣，火线一直到胃里。那个年代的江浙人很不习惯白酒，冯亦代说，他在上海表姐家喝到陕西的贵妃酒，结果一杯下去，整整晕了一天。在重庆，除了大曲，还有茅台，冯亦代形容那时候的茅台是幽香，而大曲是浓香。当时重庆，茅台也是珍品，大凡请客，肯定不会用到茅台，只有少数朋友小聚，才会喝茅台。重庆当时聚集大批文化名人、专家学者，普遍开始喝大曲，冯亦代的朋友，一位留学回来的眼科专家，因为没有洋酒，就用大曲来兑咖啡，橙汁做鸡尾酒。因为粮食紧缺，偶尔重庆政府也会颁布禁酒令，但是酒业几乎屡禁不止，这也是中国历来的规矩。当时重庆、四川还有很多小酒馆，出售的都是当地大曲，大家吃酒也就配花生米，很少有菜，不过很多市井中人有好酒量，很多人一会儿就能喝起一摞白酒杯。还有一种平民热爱的饮酒聚会是吃毛肚火锅，这种味道浓郁的食物开始只有底层平民热爱尝试，吃火锅，只有大曲酒才能相配，这酒造成大曲酒的进一步流行。西南的好酒，在这批文化人回到上海北京后，并没有被忘怀，就这样，逐渐有了全国的知名度。西南名酒的另一个机缘，来自于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茅台渡赤水的时候，***人在此种下了茅台酒的情结，铺垫了其日后的“国酒”地位。“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之说其实起自民国，“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从延安飞赴西安，张学良宴请周恩来用的是他喜爱的茅台；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待客之酒也是茅台。尾声：共和国的白酒天下新中国成立之初，烧酒仍沿用民国时代多种混乱的称谓：髙粱酒、土烧酒、汾酒、白洒、小酒等。当时白酒酒度由于无酒度表测量，更无统一标准，商场市肆也称呼杂乱，叫作原乾、原酒、白干、干酒、炮子酒。为了工业化的规范，新中国成立后，才将这种工艺和原料类似的烧酒，统一称之为白酒。内地酒酿造作坊开始进行合作化改造，白酒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生产，工业化生产第一个问题是粮食供应问题，共和国的粮食在50年代中期开始了统购统销，酒厂非得纳入计划后，才能享受到粮食配给，所以小作坊逐渐倒闭或者关门，只有一些粮食特别富足的地区，还保留了一点合作制的小酒作坊，也不归私人所有，传统的中国师徒相授式的酒作坊开始纳入了工业化体系。有了粮食的统购统销，酒也被纳入了统购统销机制，和清末情况类似，酒精度高而相对更省粮的白酒逐步在全国推广，而相比之下经济价值不如白酒的黄酒，只在全国少量地区得以保留，例如绍兴、江浙地区的酒风也为之一变。许多从前不喝白酒的地区，也开始饮用白酒。八大名白酒是1963年第二次评酒会评出来的：贵州茅台酒、四川五粮液、安徽古井贡酒、四川泸州老窖特曲、四川全兴大曲、陕西西凤酒、山西汾酒、贵州董酒。此次评酒会改变了此前白酒只有品种没有品牌的历史。在此之前，凤翔县有几十家凤酒生产者，泸州也有几十家泸酒生产者。在此之后，各地酒厂逐渐国有化，成了一家的天下。评上名酒带来的现实好处，首先是流通许可的优势。从刚刚解放起，因为运输管制，如果不能进入计划，没有哪个产品能够运销到外地。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在粮食不够的状态下维持生产，无论是贵州茅台，还是泸州老窖，在困难时期，都还能有特殊供应的渠道，保证维持酒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