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民本主义舆论观，民本主义的特征与表现

以民为本为民请命

儒家民本主义认为，应该让百姓减轻经济负担，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

　　先秦人本，我们可以叫其是“民本”思想。　　一个是以人为本，这个的意思是要求统治者尊重民众，以人为本。就像是要求农民尊重他家的牛啊马啊的，因为牛马是为他干活的。同理在统治者身上也一样。民众终究还不是人，只是属于统治者的奴隶牛马之类。　　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四个字最早出现在《管子·霸言》中：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与此类似的管子言论还有“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管子·权修》）、“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齐国百姓，公（指齐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虽然《管子》的成书年代至今学术界有争论，上述语句是否为管子所说尚需考证，尽管《管子》中的“以人为本”，“人”的指示对象和范围与今天我们理解的“人”不太一样，前者主要指国人或者人才，后者主要指广大人民群众，但此成语的首创权，毫无疑问当归齐文化所有。　　“以人为本”的观点，是齐国民本思想的精华。齐国民本思想做为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重要分支和典型代表，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个性特征。它源远流长，蔚为传统，一直为齐国优秀政治家所继承、弘扬。齐国民本思想起源于东夷文化“仁”学理念（舜最早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观点）和周文化“敬天保民”思想；肇始于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发展于管仲“与民同好恶”、晏婴“薄于身而厚于民”；成熟于孟子、慎到等稷下先生的民本理论，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民本思想中延续时间最长、最具人民性、务实性和智慧性的一支。其“因民俗”、“从民欲”的政治主张；“富民”、“惠民”、“利民”、“恤民”的经济举措；“尊贤上功”、“与民同乐”、“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理念，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极其丰富、全面的借鉴价值。　　内容我找好了，怕一复制节选内容，篇幅太长又提交不了，还是给你链接吧～　　中国文化的主题——人本主义http://xuchangzeng.blog.163.com/blog/static/74596236200901523625391/

[来历]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意为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基础，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具有民本主义色彩，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家有极大的影响。

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这是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a

孟子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道德教化董仲舒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并用阴阳学说来加以阐述，形成一套完整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董仲舒是汉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通过总结继承先秦时期儒家学说的主要政治思想，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哲学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董仲舒认为古人制定的治国理念是保证社会进步的绝对必要条件。这些理念是圣人根据天道提出的，必须认真遵循。上天高高在上隐藏自己显示自己的威严，同时给人们降下仁爱“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下引该书只注篇名）”。这里突出的体现了其君权神授的理念，所以君主作为承天命而管理国家的人，也要做到“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不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实现天人一体。同时运用权术手段管理国家，做到“谨本始详，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立元神》）”。君主的情绪关系国家命运，表现出来必须谨慎“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审其处而出也。当暑而寒，当寒而暑，必为恶岁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王道通三》）”。不能因为自己的喜怒情绪扰乱赏罚的秩序“虽有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当，然后发庆赏以立其德。虽有忿而怒，必先和其心以求其正，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威德所生》）”。在隐蔽意志的基础上意志要坚定“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地之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君主履行治国责任的具体要求。这是对韩非法制思想的继承和运用。作为大臣则要像土地一样朴实“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离合根》）”。君主要有韬略，大臣要坦率无私，才能有稳定的统治秩序，这是因为“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阳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立元神》）”。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而君主和大臣都要爱护民众，把民众当做自己的主体，提出了君民一体的概念“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为人者天》）”。则体现了对孟子民本理念的继承发展。君臣都要爱护人民，敬畏上天。董仲舒继承墨子天志的学说认为上天的灾祸启示人们不要作恶，“天地之物有不祥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威》）。例如“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众，敛覆众，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矣（《五行变救》）”，所以上天制造天灾是为了启示人们反省自己的过错“故见天意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二端》）”，因此天灾多就要及时反省治国理政的罪恶，“然而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智，外限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这也（《二端》）”。所以为了响应天道去恶向善，人们要做到“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楚庄王》）”。所以圣人是促进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力量，“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重政》）”。要“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圣人主要通过制定政治制度彰显上天的意志“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立元神》）”。董仲舒政治哲学有一大特点就是把“天人感应”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制度中，比如一个季节三个月，所以君王设置三公，一次选拔三个官员。一年四季，所以一个职务要把应聘者选拔四次，等等。这反映了古人崇拜自然的心理，不过似乎没有政治实践的科学依据。事实上相对于荀子用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来解释政治合法性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更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存在科学程度的倒退，但是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像西方把自然看做人类的对手。在董仲舒看来上天要求君臣要各自遵守道德规范，如果君王和父亲不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那么大臣和儿子也就不会服从管制“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玉杯》）”，君王和或父亲没有了长者的样子，做大臣和儿子的也就没了该有的规矩。而为了制定这种规范，首先应该确定各自的君臣名分“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 。促进社会秩序的完善“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悌（《为者天人》）”。董仲舒研究《春秋》主要关注其对伦理秩序重视，同时尤其要重视臣子的道德建设“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危乱（《精华》）”。君主应该明白和臣子保持距离树立威严的重要性“道同则不能相先。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玉道》）”。同时像上天公正地爱护世间万物一样公正地行使权力“天覆无外，地载兼受，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深察名号》）”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在这一基础上，君主要重视人才的使用，这一点董仲舒综合继承了荀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具有特点的是他将使用人才与君主自身的修养过程联系起来，提出“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贤者之所事也（《通国申》）”。所以使用贤人才能治理好国家“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会盟要》）” 严格管理大臣，考核臣子的工作成绩。同时明辨是非“撮以为义，进义诛恶，绝之本，而以其施（《重政》）”，才能有效维护统治。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董仲舒认为善和恶两种道德品质都在人身上辩证的存在“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而人性中的善在潜藏的状态中，必须经过教育加以唤醒“性有似目，目卧优而暝，待觉而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不可未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暝者待觉，教然后善（《深察名号》）”。所以董仲舒对人性看法的经典表述是“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深察名号》）”。因为人的善性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要靠帝王去教化“为之立王以善之（《深察名号》）”。这与荀子“化性起伪”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在明确善恶观念的基础上又受到道家影响提出要克制欲望加强精神修养“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循天之道》）”。同时要在日常生活中“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通过日常礼仪训练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感性认知能力。在对君主和大臣治理国家具体方式的主张上，董仲舒首先提倡要遏制贫富差距过大，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定，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度制》）”。同时反对官员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与民争利“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度制》）”。先搞好经济建设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对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仁义法》）”。实行教化能够使天下太平“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能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身之养重于义》）”。这里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在体恤民众进行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政治建设，董仲舒始终强调必须同时运用法制和道德教化两个手段，综合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提出“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而且强调教化比刑罚更加重要“阳，天之德；阴，天之刑。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阳尊阴卑》）”。同时董仲舒提出“天之治，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天辨在人》）。在形而上层面论证之后，也认为道德教化在实践层面比刑罚更有效，因为人民“悦于庆赏，严于刑罚，疾于法令（《郊语》）”。发挥了韩非把赏罚作为君主治国二柄的思想。事实上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采取的是单纯的法制，最终由于导致了压迫人民的暴政二世骤然灭亡。这启示董仲舒那一代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纠正了韩非李斯等人片面重视刑罚的作用。而且把仁政伦理理念与天志本体论观点进行了结合。必须合适的形式奖励和处罚的各项职能“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以相干也。（《四时之副》）”。在面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治理问题上，董仲舒首先强调气候的异常是政治治理失去秩序后，上天对人们的警告，并在应对天灾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在治理民众方面“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五行变救》）” 。在使用人才方面“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五行变救》）”。在君主个人作风方面“省宫室，去雕纹，举孝悌，恤黎元（《五行变救》）”。在吏治和军事方面“举廉洁，立正直，隐武行文，束甲械（《五行变救》）”等。在这里以天志为指导阐释了民本思想的具体主张。认为君主只有努力为百姓谋利，才能受到上天的庇佑。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仲舒虽然提倡在学术组织上罢黜百家，但是综合作用了法家的权术思想、儒家的民本理念、墨家的天志学说，真正做到了以学术的大一统情怀促进政治的大一统情怀。而他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指导，综合作用历史经验，既突出强调德治的思想，又兼顾吸收法治理念在历史上的实践成果，提出了尊重统治者，关注人民生计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别突出地启示我们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不断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开发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德法兼顾的理念启示我们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偏废。重视民本的思想则更与我们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高度一致。我们要重视这一在历史上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思想理念在当代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历史渊源和人民心理环境。同时批判其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及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愚忠愚孝等错误理念。以此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必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