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喝了什么白酒，李白喝的酒是什么酒

白酒。喝完酒就写诗的李白，却曾经多次提到过“白酒＇。在唐代的酿酒技术，在蒸馏技术没有出现之前，想来烈一点的酒，就要要反复的酿造，提高酒精的纯度，这样酿造出来的酒就会是清澈的白酒了。李白与酒：得意时喝酒，失意时喝酒，一个人时喝酒，去宴会时喝酒，怀念人时喝酒，重逢时也喝酒，他拜访别人要喝酒。别人拜访他就买酒，在酒楼喝酒，在家里喝酒，在宫廷里也喝酒，有钱喝酒，没钱创造条件也要喝酒，在浪漫主义的民间传说里，连死都是因为醉酒过度跃入江中捞月导致溺水。

李白乃唐朝诗人，从诗歌中看，唐朝诗人所饮之酒不限一种，论颜色，有白酒、绿酒等等。唐人诗词中多出现“烧酒”一词儿，该“烧酒”是指颜色发红的酒，而不是蒸馏酒），上至行政高层，下至黎民百姓，主要喝的是米酒、葡萄酒，还有发酵后只压榨不蒸馏的清酒。这些酒的度数都很低，按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的几种唐酒造法，成品酒的酒精含量当在3%到15%之间，近似现在的熟啤、干啤或者加饭酒。简介。桂花酒为中国重庆北碚的传统特产名酒，至今广西酿酒总厂酿的桂花酒里还有吴刚牌商标。桂花酒色泽浅黄，桂花清香突出，并带有山葡萄的特有醇香，酸甜适口，醇厚柔和，余香长久。李白在诗中就提到过一次：“尧没三千岁，青松古庙存。送行奠桂酒，拜舞清心魂。日色促归人，连歌倒芳樽。马嘶俱醉起，分手更何言。”

李白是诗人中最爱喝酒的，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他都要喝酒。就连他的死亡，也是因为喝酒。李白的医生一共写了一千多首诗，其中与喝酒有关的，就有两百多首。不过，这么爱喝酒的李白，也就喝过几种酒而已，一种是花果酒，一种是米酒，还有一种就是黄酒。01、唐朝的花果酒唐朝的花果酒，种类也不少。其中，葡萄酒是是最受李白喜爱的。李白能够喝到葡萄酒，还得感谢张骞，是张骞从西方带回了葡萄酒。李白的好多首诗，都有提到葡萄酒。什么葡萄酒好好喝呀，我要天天喝，要喝三百杯。什么汉江好像一坛普通酒，看的我想喝。可见，李白有多么爱葡萄酒。除了葡萄酒，李白还喝过桂花酒、菊花酒。02、唐朝的米酒唐朝虽然有米酒，但是人家的名字不叫米酒，而叫“浊酒”或者“绿蚁”，因为米酒上是浑浊的，上面还有渣渣，所以就叫浊酒、绿蚁。李白自然也有写米酒的诗，他是这么说的，既然圣贤都喝米酒，那我干啥不喝呢？03、唐朝的黄酒唐朝的黄酒也叫做清酒，种类有很多，比如金陵春，兰陵酒等等。清酒的价格也比较贵，李白还特地写诗炫耀自己有钱喝黄酒。他是这么说的，我真羡慕人家陶渊明啊，要喝酒直接把发带脱掉就可以喝酒了，不像我，我喝一杯就要好几万呢。赤裸裸的炫耀啊。黄酒还有一种叫做新丰酒，在李白的诗里也有提及，李白说，我点了最贵的新丰酒，还叫了最贵的姑娘，怎么还是不开心啊。可见，李白是多么的喜欢喝酒，不仅和酒，还写酒，只是，他喝过的酒虽多，但是种类也就这么三大类，米酒、花果酒、黄酒。

我们内蒙古高原属于高寒地区，人们习惯于喝酒御寒，李白“斗酒诗百篇，酒醉诗如泉”，古代的时候一斗酒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斤，李白喝了12斤的酒还没醉，现代能喝一瓶白酒的人都是屈指可数，看起来古人的酒量简直好的吓人。就60度的纯粮白酒，酒量大的一个人能喝两瓶，也就是公斤酒量的人，我想李白如果也喝60度纯粮酒的话，能喝一公斤酒也算相当了不起了。大诗人李白的酒量该是可以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在中国人心目中，比较完美的诗人与酒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如白居易，李清照，苏东坡，都与酒有不解之缘。其实，我神游上天庭曾拿了三罐朋友送的藏了十几年的一壶驴看望师傅和杜甫。杜甫只喝了不到一瓶，趴下了。师傅也只喝了一瓶，也晕了酒能让人狂放，所以造就了诗仙李白的浪漫和大气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视银河落九天，古人都是海量，酒能动情、抒情、才情，酒推诗兴。李白斗酒诗百篇，李白喝了一斗的酒大概折合现在的4斤，武松景阳冈上喝了18碗，这一碗怎么也得三四两，武松至少喝了六七斤酒，关键是喝完还能上山，还能打虎，要知道今天谁要是喝了六七斤白酒基本上就得送医院了！唐朝的米酒度数一般3°——15°。折合成现在40°的白酒大概2斤左右，所以想和李白比酒，大部分人已经比下去了，普通人喝2斤水还行。悠悠文化上下五千年，酒一直相随，喝酒的时候永远有个话题就是酒量，能喝多少，喝了多少，多少喝倒，近的有一斤哥到八斤哥，远的有武松十八碗打虎上山，再往上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到魏晋时有山涛能饮八斗，似乎这酒量在不断下降。

李白爱酒人尽皆知，得意时喝酒、失意也喝酒，一个人喝，聚会也喝，甚至最后因为喝酒而死。在李白上千首诗中，光是提到喝酒的就约有200首。杜甫著名的《饮中八仙歌》里，以李白“酒中仙”压轴，“李白斗酒诗百篇”，一斗4斤，也就是说李白一次饮酒就达4斤之多。当然，此酒是低度酒，你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啤酒。但即便如此，在当代也算很多了。李白一生喝了这么多酒，他都喝了些什么酒，又喜欢喝哪些酒呢？唐代的酒，总共可以分为三大类：花果酒，米酒和黄酒。花果酒葡萄酒几乎只要说到美酒，都离不开这首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李白喝过的这么多酒中，葡萄酒应该是最出名的。自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之后，历朝历代的诗人都很喜欢，李白更是捧着不肯撒手。“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桂花酒桂花酒，李白在诗中就提到过一次：尧没三千岁，青松古庙存。送行奠桂酒，拜舞清心魂。日色促归人，连歌倒芳樽。马嘶俱醉起，分手更何言。这首诗全程都在说景色和送别，写酒的两三句情感也很平淡，看样子李白不是很喜欢喝这桂花酒。菊花酒菊花酒，是用菊花泡的酒，也有人直接在酿酒过程中加入菊花和枝叶。菊花酒味道比较苦，而这种苦味在李白看来，正好和心中的苦闷相衬。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李白喝完忍不住说“菊花何太苦”，可以看出李白并不怎么喜欢苦味的酒。从超级甜的葡萄酒，到比较甜的桂花酒，再到苦的菊花酒，看样子李白应该喜欢甜酒！而米酒和黄酒，全都是甜酒了，这两种酒里面就有李白的最爱！米酒在唐代，米酒不叫“米酒”，叫“浊酒”“绿蚁”。因为酒面上泛着酒渣泡沫，像蚂蚁一样，酒也不透明很浑浊。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意思是，圣贤既然也喝酒，那我为何不干脆学圣贤，何必想着去做神仙呢？上面诗中的这个“浊”就是浊酒，也就是米酒，被比作贤人。“清”，就是清酒，清酒被比作圣人。清酒，并不是过滤之后的米酒，而是用大米反复酿造、过滤，是一种黄酒。黄酒黄酒是一种经过反复酿造、过滤的酒，浓度比米酒高，重点是，它是甜的。唐代时黄酒有很多种，比如新丰酒、兰陵酒、金陵春等等，多数用地名来命名。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新丰酒和兰陵酒。清酒李白《行路难》里说“金樽清酒斗十千”，这个清酒不仅能跟圣人相媲美，还很贵，有钱任性的李白非常喜欢喝清酒。一开心就要吃鸡喝酒：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一悲伤也要喝：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像上面这些，“白酒”就是指清酒，而“漉酒”“渌酒”，则是清酒的一道酿造工序。可以说，李白对于清酒有着很大的热情。新丰酒新丰酒和兰陵酒是黄酒中最著名的两种酒。唐代的文人中几乎没有人不喜欢这两种酒的。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对君君不乐，花月奈愁何。可是李白点了最贵的新丰酒却还是不开心。看来这个酒虽贵，但是还不够好。好酒，必须能解愁。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款兰陵酒。兰陵酒兰陵酒，顾名思义，是兰陵产的酒。这个地方酿酒的历史很久远，酿出来的酒也很好，专门装在玉碗里，甚至还有琥珀色的光芒。这种琥珀色的光芒，证明兰陵酒经过很多次发酵和过滤，属于上等好酒。它最厉害的在于一碗就能忘忧。“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一碗就能让李白忘记长安的失意，毫无疑问，这种一碗就忘忧的美酒正中李白下怀，李白也因为沉醉而写出这么自然流利的诗来夸赞兰陵美酒。然而真正让李白发自肺腑深爱的酒，却是金陵春。为了金陵春，他都能“我与将军解战袍”。金陵春金陵春是金陵（现在南京）产的一种春酒。春酒是人们冬天反复酿造之后，春天时再喝的一种酒。在全国各地酿的春酒中，李白最喜欢的就是金陵春。为了喝到金陵春，李白甚至将自己的道袍紫绮裘拿出去换酒喝，可以说是很喜欢这种酒了。这样看下来，在当酒仙的日子里，李白喝的酒虽然多，但是真正喜欢的种类却只有清酒、新丰酒、兰陵酒、金陵春和葡萄酒这5种。

文丨刘东产地不同、传承各异的中国酒，构成了风味繁多、品不胜品的庞大系列，向人们诉说着华夏民族赓续历史的久长，和生息地域的广阔。人们只要看一看古往今来那些诱人的酒名，什么剑南烧春，杭州秋露白，山西羊羔酒，潞州珍珠红，相州碎玉，西京金浆醪??便会胃口顿开，甚至有几分醺醺然了。弥足庆幸的是，尽管历经数千年风雨的洗汰，那中间的许多名酒却并未失传。像曹操所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的杜康酒，李白所谓“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中的兰陵酒，杜牧所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中的杏花村汾酒等等，至今还在发出透着诗意的酒香，使人们为之酩酊而醉。如果从质地和口感上讲，这些历时悠久的传统名酒，以及许多后来居上的当代名酒，当然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妙处。大曲酱香型的茅台酒、郎酒；大曲清香型的汾酒、西凤酒；大曲浓香型的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古井贡酒、洋河大曲；药香型的竹叶青，以及黄酒中的绍兴加饭、花雕等等，均为其中极上品。但可惜的是，即使笔者是最擅知味的品酒师，也不大可能把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酒佳酿时的奇妙味觉享受借文字道出，以邀读者共享。所以，本文着墨的侧重点，毋宁在于中国人饮酒时所形成的独特“酒文化”。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围绕杯中物所形成的特殊行为模式和文化氛围，比起中国酒的独特口感来，更具有地道的中国味道。而且，饮酒文化之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不断嬗变的中华文明史的一个缩影。饮酒方式之所以能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被纳入不同的文化范式之中，赋予不同的文化涵义，实与酒的自身特点有关。《说文》上对“酒”字有两种解释：一曰“就也”——“就人性之善恶”；二曰“造也”——“吉凶所造起也”。这当然不足以说明“酒”字的真正起源，因为“酒”字最早通“酉”字，其字形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显出了与陶罐的密切关系。不过，若就“酒”本身的性质而言，许慎的上述解说却有相当的道理。所谓“就人性之善恶”，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酒乃是一种助兴之物，它并不能改变人们原有的心态，而只能通过对神经中枢系统的刺激来增强这种心态。欣喜的时候，会觉得“白日放歌须纵酒”（杜甫：《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抑郁的时候，又会觉得“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I楼饯别校书叔云》）；发奋的时候可以像苏舜钦那样“汉书下酒”；颓废的时候，又可以像陶潜那样挂印酒隐。而所谓“吉凶之造起也”，则可借药圣李时珍的下述说法作为注脚——“酒，天之美禄也。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疾动火。邵尧夫诗云，‘美酒饮教微醉后’，此得酒之妙，所谓醉中趣，壶中天者也。若夫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疾败行，甚则丧邦亡家而殒躯命，其害可胜言哉！”尽管人的酒量有大小，但现代医学证明，当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0.05%—0.1%时，会对人的神经中枢系统起兴奋作用，使人欣快轻松，而当血液中酒精浓度上升到0.2%—0.3%时，又会对人产生抑制作用，使人烂醉不醒，这一规律人们概莫能外。正因为酒可以对人产生这样复杂多变的作用，便使它足以充任具有多重阐释可能的文化信息载体，来适应人类各个文明阶段的不同需要。中国酒究竟为何人所发明，已难于确考。传统酒业供奉的祖师爷，一般为杜康和仪狄，正如晋代江统《酒诰》所云：“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不过，细究起来，上述说法却多属以讹传讹。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已云：“不知杜康何世人，而古今多言其始造酒也。”姑依汉代许慎《说文》“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的说法，这位杜康也只是夏朝第五代的君王，比向夏禹进贡“旨酒”的仪狄晚了许久，根本不可能是酒的发明者。再进一步说，那位和大禹同时的仪狄，亦只生活在四千年前左右，比起五千多年以前的龙山文化早期的酒器来，也晚了一千多年，同样不可能是酒的开山祖。一追溯到五千多年前，读者们便自然会想到，那时候尚没有出现文字记载。所以，无论是谁首创了酒，后人都无从知悉了。可以约略推断的只是：考虑到酒的发现并不困难（如《酒经》所谓“空桑秽饮，酝以稷麦，以成醇醪，酒之始也”），又考虑到“酒”字原型与陶罐的关系，中国酒的诞生决不会比原始陶业的出现晚太久，应在至少六千年以前。所幸的是，就本文而言，弄清酒的确切肇始年代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尚可以准确地知道，酒一经形成，便对华夏民族的性格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关酒和民族性格的问题，受到了文化人类学家的重视。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甚至据此把原始文明分为两类——“酒神型的”和“日神型的”；她说，在酒神型的文明中，“人们用喝发了酵的仙人掌果汁的办法在礼仪上获得那种对他们说来是最有宗教意义的受恩宠状态。??在他们的习惯做法和他们的诗歌中，喝醉酒和宗教信仰是同义词。喝醉酒能把那种朦胧的梦幻和明察洞鉴混而为一。它使整个部落感到一种和宗教信仰相关的兴奋”。以这种标准来区分，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正可以说是一种“酒神阶段”。历史残留的材料表明，商人相当迷信原始巫术，而这种盛行的巫风恰恰又是和饮酒之风密不可分的。据罗振玉等人考证，甲骨文和金文中与施行巫术有关的“祭”、“奠”、“礼”等字，均从“酒”中脱出。之所以如此，又正如张光直在《商代的巫与巫术》一文中所推测的：“酒也是一方面供祖先神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师饮用以帮助巫师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的。”正因为这样，在后人心目中，夏、商两代，尤其是后者，既是迷信天命的朝代，又是醉生梦死的朝代，就有了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根据传说，夏末的亡国之君桀，尝造“酒池”以取乐，其酒池可以运船，糟堤可以望十里（《新序·刺奢》）。而商末的亡国之君纣，则造“肉林”以资“长夜之饮”，“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间，是为醉乐淫戏??”（《论衡·语增》）。更有甚者，《尚书·酒诰》上讲，不仅商王“惟荒腆于酒”，就连臣民也“庶群自酒”，以至于腥气传到了天上，“故天降丧于殷”。究竟殷商是否纯因酒而误国，似还有待讨论。不过，这个处在“酒神阶段”的国家上上下下一片迷狂，醉心于原始宗教，并因而败给了另一个较为清醒理智的国家——周，却是不成问题的。由于“殷鉴不远”，深怀忧患意识并希望以德配天的周人，便更少执迷于需要狂热体验的宗教境界，而更多地关切需要去冷静处理的人事。缘此，借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说，“巫魅”便被大大地“祛除”了。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蜕变中，必然地出现了周公的“制礼作乐”。从此，既然强调以“礼”所蕴含的理性、规范、节制去统摄“乐”，“乐”字所蕴含的感性欢悦便不再意味着放纵、陶醉和沉迷于自由狂想，而是意味调谐、中和和从心所欲不逾矩。李泽厚曾在《华夏美学》中指出：“即使不说‘礼乐’传统是日神型，但至少它不是酒神型的。”殷周之际这种从“酒神型”到“非酒神型”的转变，是中华文明在文化基因上的一次突变，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华夏民族的精神风貌，塑造了许多在现在看来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不过，又有谁能想到，这种在文化类型上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竟是和当时人们对小小的酒的态度转变分不开的呢。《战国策·魏策二》中记载，鲁君（一作鲁共公）在酒席间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这故事的内容很可能是假托的，作为国家的首创者，大禹还不太可能具备“亡国”的历史经验。不过，鲁君讲故事这件事本身，却可以当作信史来读，因为它的确符合“酒神阶段”之后人们对酒的普遍警觉。在刚才提到的《酒诰》中，周公明确要求人们“无彝酒”、“饮惟祀”，希望把过去常常破坏人们思考力和意志力的酒严格限制在举行祭礼的特定场合，以便把人们的行为举止乃至思想感情统统纳入礼的规范。从这种精神出发，周朝发展出了酒礼，如《礼记·乐记》所云：“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时至今日，透过《仪礼·乡饮酒礼》的规定，我们尚可依稀看到举行这种“一献之礼”的完整过程。根据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一文的梳理，它分为六个阶段：一曰谋宾（商谋宾客名次）、戒宾（告知宾客）、速宾（催邀宾客）、迎宾之礼；二曰献宾（宾主相互敬酒）之礼；三曰作乐（分升歌、笙奏、间歌、合乐四阶段）；四曰旅酬（按尊卑秩序依次相酬）；五曰无算爵、无算乐（不断饮酒作乐，醉而后止，尽欢乃罢）；六曰送宾及日后的拜谢。这种乡饮酒礼的古风曾为士大夫们长期传承，以至于我们在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般人或许会以为，那不过是一大套繁文缛节罢了。但据传说，大哲学家孔子一眼便看穿了那背后的两个相互依赖的要点：其一是能明确“贵贱”、“弟长”之类的等级秩序；其二是能使人“和乐而不流”，“安燕而不乱”。这两者综合起来，差不多已经是“礼乐文化”的全部精义所在了，故而孔子又说，“吾观于乡（饮酒礼），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从本文的角度来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过去那种醉醺醺的文化模式随着文明的进程而被否定，酒本身也就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以执行新的文化功能。它所造成的形神相分的欣快幻觉，不再被用来谋求人与神的相通，而转过来被用于化解人与人的隔膜和差别。尽管等级是森严的，礼法是刻板的，但只要循规蹈矩，人们毕竟可以相安无事地饮酒作乐，尽欢而散。在这里，适度的酒精仍足以给人带来快乐，只不过它已变成了一种理性限度之内的快乐，而不是非理性的快乐。读者们真要为酒对各种文化要求的广泛适应性而称奇了。不过，更绝的是，即使在同一个文明结构中，甚至在同一场合下，只要语境一转，酒的意味也可能大大不同。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要数《周礼》中的初看不无矛盾的规定——乡大夫的职责，是每三年查考一次人们的德行道艺，并举办乡饮酒礼向选出的贤者、能者致敬；而闾胥的职责，竟又是在举行这类礼仪时，向失礼者处以罚酒（乃至鞭挞）。简直是眼睛一眨，酒味儿就魔术般地变了。酒居然被同时赋予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涵义，似乎叫人难以理解。然而细究起来却不难发觉，酒的赏罚功能都是从礼乐文明的同一种逻辑中推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礼法规定，凡表示尊敬，“必上玄酒（兑了水的酒）”，而“唯飨野人旨酒（醇酒）”；另一方面，礼法又规定，敬酒时用较小的爵，罚酒时用较大的（据《考工记》、《释文》等，这两种酒器的容量之比为1升:5斗或1升:7升）。原来，从制礼作乐者的角度来看，既然对酒的诱惑和危害保持理性的节制和警惕，实乃文明的标志，那么，强迫一个人用照后人看来简直是专门盛酒的大酒器（容庚即持此说）来过量地饮浓酒，使之在行为举止上野蛮地逾越了中庸的尺度，那不啻一种羞辱性的惩处。在乡饮酒礼的特定场合，这种因受罚而导致的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苦痛，的确和别人其乐融融地以小杯品淡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尚秉和曾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列举了《礼记》、《晏子春秋》、《淮南子》、《世说新语》中以酒为刑、罚的事例，并困惑地说：“夫酒者人所喜欢，而以是为罚，且以酒代刑，倘遇嗜饮者，不愈得意乎？然其风至今未已。此等习惯殊不可解已。”可现在，有了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敬也饮酒罚也饮酒”的习俗，实乃中国人源自礼乐传统的特异古风，与他们对酒的警惕和节制有关。当然，真正以酒为刑的做法，以后慢慢地绝迹了。不过，其流风所被，仍使中国人在后世养成了相互劝酒、派酒的习惯。正因为人人都要对酒保持节制，所以他们偏又要彼此太过殷勤，甚至软硬兼施地劝酒，看看究竟有谁被打破了防线，因不胜酒力而出乖露丑。这种以谈笑之资为目的的小小恶作剧，正是以酒为罚的古礼之孑遗和积淀，也是最最中国化的文化情结（设想若有一位俄罗斯人同席，他准会正中下怀地将此全当好意来领教）。毋庸讳言，这种劝酒之风经常会演成不可开交、大伤和气的灌酒、闹酒、斗酒，而流为一种中国特有的陋俗。不过，这种带有一点儿强迫性的饮酒方式，却也翻出了各种各样妙趣横生的酒令。举凡射箭、投壶、猜拳、下棋、诗词、对联、笑话、谜语等等，均成了助兴佐饮的游戏。这类嬉戏的场面，当然有雅俗之分，前者如李白的“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三斗）”，后者如《红楼梦》中薛蟠的“女儿乐??”。但无论如何，严峻庄重的古礼在这里已经变成了轻松喧闹的行乐，尽管输者仍要在哈哈大笑声中心甘情愿地被“浮（罚）以大白（杯）”。只可惜，恰恰是在这“没有不散的筵席”前，古人又油然兴叹，人生的欢乐聚会是何等有限而短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缘此，正是出于对浮世之欢娱的依恋和执著，反而在中国历史上乐极生悲地逼出了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主题。而无巧不巧，由于酒本身的广泛适应性，这种因关切死亡而导致的对生命的自觉恰恰又是和它紧紧联在一起的：“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汉魏以后，这些名句一直在回旋的共同音调是十分复杂的——既因酒所带来的欢乐而慨叹人生如寄，又因对青春不再的忧思而更要开怀畅饮。酒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内涵又被大大深化了。如果说，在夏、商两朝，它主要被借以加强人与神之间的联系，而在西周一代，它主要被用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那么，经过了魏晋文人的发掘，它的主要功用则在于帮助体验人和本己的关系。此时，酒之所以能促使人挣脱种种社会的羁绊而赢得自由的心态，如晋人张翰所谓“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再如李白所谓“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那倒未必是因为受酒精的麻醉而产生了庄子式的超越有待世界的幻觉，而是因为受饮酒的启发而领悟了个体生命的本真性和不可替代性。且让我们再引两首诗看：“扰扰驰名者，谁能一日闲？我来无伴侣，把酒对青山。”（韩愈《把酒》）“日日无穷者，区区有限身。若非杯酒里，何以寄天真？”（李敬中《劝酒》）照这样子喝酒，真可以说是越喝越清醒了！本文选自《中华文明读本》，原题目《饮酒文化》译林出版社《中华文明读本》葛兆光、阎步克、高名潞、陈平原等60位文史大家81篇解读文章一部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主编：刘东定价：88出版年月：2017-05ISBN：978-7-5447-68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