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兵之情酒业有限公司，兵哥哥歌曲原唱

兵哥哥歌曲原唱是宋祖英。《兵哥哥》是宋祖英在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一首军旅歌曲，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该歌曲曲调轻快，歌词朴实，用细腻语言的表达了妹妹对兵哥哥的的思念之情以及让他安心守防保家卫国的希望，从而抒发了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爱护之情。歌曲以强烈的时代感和优美的旋律，成为流淌在战士们心中的歌。《兵哥哥》的歌词如下：想死个人的兵哥哥，去年他当兵到哨所。夜晚他是我枕上的梦，白天他是我嘴里的歌。严冬里刮风又下雪呀，啊我真想啊。我真想给他，给他送去一团火。兵哥哥啊兵哥哥，妹妹心中的星一颗。边关的冷暖托付你，家中的事儿交给我。边关的冷暖托付你，家中的事儿交给我。家中的事儿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天涯有个兵哥哥，威威武武呀保祖国。奶奶为你笑弯了腰，妈妈夸你是个棒小伙。最使妹妹心里甜哪，啊望着你呀。望着你的照片，我就那个偷偷乐。兵哥哥啊兵哥哥，妹妹心中的星一颗。边关的冷暖托付你，家中的事儿交给我。边关的冷暖托付你，家中的事儿交给我。家中的事儿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

意思是：用兵最大的危害，就是拿不定主意，给三军带来灾难的，是多疑不决。出自战国吴起《吴子兵法·治兵第三》。原文：吴子曰：“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译文：吴起说：但凡在两兵相接的战场，尸横遍野的地方，抱着必死决心就能生存下来，有侥幸存活的心理则会死去。善于带兵之人，犹如坐在漏水的船中，伏在燃烧的房屋之下，即使聪敏的人也来不及策划，勇敢的人也来不及发怒，只有这样才能与敌人作战。因此说：用兵最大的危害，就是拿不定主意，给三军带来灾难的，是多疑不决。扩展资料《吴子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军事著作，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战国末年即已流传。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今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图国》篇讲述“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争论。《料敌》篇主要讲述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与军队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将帅为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吴子兵法》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它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有八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十三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六种情况，要“避之勿疑”。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它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子兵法

原句：“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孙子兵法·九地篇》孙武译文：所以，指挥作战，在于假装顺从敌人意图，一旦有机可乘，便集中兵力指向敌人一点。这样，即使长驱千里，也可擒杀敌将。这就是所谓巧妙能成大事的意思。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第11篇，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作者-孙子（生卒年不详），名武，字长卿，春秋时齐国人。《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被奉为兵家经典。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九地篇全文：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涂；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译文：孙子说：按用兵的规律，战地可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等九类。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与敌作战，这样的地区叫做散地；进入敌境不深的地区，叫做轻地；我先占领对我有利，敌先占领对敌有利的地区，叫做争地；我军可以去，敌军可以来的地区，叫做交地；敌我和其它诸侯国接壤的地区，先到就可以结交诸侯国并取得多数支援的，叫做衢地；深入敌境，越过许多敌人城邑的地区，叫做重地；山林、险阻、沼泽等道路难行的地区，叫做圮地；进入的道路狭隘，退出的道路迂远，敌人以少数兵力能击败我众多兵力的地区，叫做围地；迅速奋战则能生存，不迅速奋战就会被消灭的地区，叫做死地。因此，在散地不宜作战；在轻地不可停留；遇争地应先敌占领，如敌人已先占领，不可强攻；在交地，军队部署应互相连接，防敌阻绝；在衢地则应结交邻国；在重地则应夺取物资，就地补给；在圮地则应迅速通过；陷入围地则应巧设奇谋；在死地要迅猛奋战，死里求生。古时善于指挥打仗的人，能够使敌人前后部队无法相顾及，主力与小部队不能相依靠，官兵不能相救援，上下隔断，不能收拢，士卒溃散，不能聚集，即使聚集也很不整齐。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要坚持有利就行动，不利就停止的原则。试问：“如果敌军众多而且阵势齐整地向我进攻，该如何对付它呢？”回答是：“先夺取敌人的要害之处，这样，敌人就会被迫听任我的摆布了。”用兵之理，贵在神速，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凡是进入敌国作战的原则：深入敌境则军心专一，敌军无法胜我；在富饶地区夺取粮秣，使全军得到充足的给养；注意保养士卒的体力，勿使疲劳，提高士气，积蓄力量；部署兵力，巧设计谋，使敌人无法揣测我之企图。把部队置于无路可走的境地，死也不会败退；既然士卒死都不怕，就会尽力作战了。士卒深陷危地，就无所畏惧；无路可走，军心就能稳固；拂人敌国，军心就不会涣散；迫不得已就会拼死战斗。因此，这样的军队不待修整，都懂得戒备，不待筑励，都会竭尽全力战斗，不待约束，都能亲近相助，不待申令，都会信守纪律。禁止迷信，消除部队的疑虑，即使战死也不退避。我军士卒舍弃多余的财物，并不是厌恶财物；不怕牺牲生命，并不是他们不想长寿。当作战命令下达的时候，士卒们坐着的泪水沾湿了衣襟，躺着的则泪流面颊。把军队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就会像专诸、曹刿那样的勇敢了。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使部队像“率然”一样。所谓“率然”，乃是常山的一种蛇，打它的头，尾巴就来救应，打它的尾，头就来救应，打它的中部，头尾都来救应。试问：“可以使军队像率然一样吗？”回答是：“可以。”吴国人与越国人虽然互相仇视，可是，当他们同船渡河时，如遇大风，也能互相救援，犹如一个人的左右手一样。因此，想用系住马匹、埋起车轮的办法来稳定军队，那是靠不住的。要使全军齐心奋勇，在于组织指挥得法；要使强弱都能各尽其力，在于恰当地利用地形。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提挚三军就像使用一人那样容易，这是由于把士卒置于不得已的境地而造成的。统率军队这种事情，要镇静以求深思，严正而有条理。能蒙蔽士卒的耳目，使他们对军事计划毫无所知；战法经常变化，计谋不断更新，使人们不能识破；驻军常改变驻地，进军迂回绕道，使人们无法推断行动意图。将帅赋予军队任务，要像登高而抽去梯子一样，使他们有进无退。率领军队深入诸侯国土，要像击发弯机射出箭一样，使其一往直前。烧掉船只，砸烂军锅，表示必死决心；像驱赶羊群一样，赶过去，赶过来，使他们不知道到底要到哪里去。聚集全军上卒，投置于危险的境地，使他们拚死奋战，这便是将军的责任。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适应情况，伸缩进返，掌握士卒在不同情况下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将帅不能不认真考察和仔细研究的。深入敌国作战的规律是：进入敌境越深，士卒就越专心一致，进入得浅，士卒就容易逃散。离开本国，越过邻国进入敌国作战的地区，叫做绝地；四通八达的地区叫衢地；进入敌境深的地区叫重地；进入敌境浅的地区叫轻地；后险前狭的地区叫围地；无处可走的地区叫死地。因此，在散地，我就要使军队专心一致；在轻地，我就要使部队相连接；遇争地，就要迅速前出到它的后面；逢交地，我就要谨慎防守；在衢地，就要巩固与诸侯国的结盟；人重地，就要保证军队粮食的不断供应；经纪地，就要迅速通过；陷入围地，就要堵塞缺口；到了死地，就要显示死战的决心。士卒的心理状态，被包围就会协力抵御，迫不得已就会拼死战斗，陷于危险的境地，就会听从指挥。不了解列国诸侯计谋的，不能与它们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的，不能得地利。对于“九地”的利害，有一样不了解，就不能算是霸王的军队。霸王的军队，攻伐大国，可使其军民来不及动员、集聚；威力加在敌人头上，可使其无法与别国结交。因此，不必争着和别的诸侯国结交，也不必在别的诸侯国培植自己的权势，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威力加之于敌，就可以拔取其城邑，毁灭其国家。施行超出法定的奖赏，颁发打破常规的号令，指挥全军之众加同使唤一个人一样。驱使士卒执行任务，而不告诉他们意图；只告知他们有利的一面，而不告诉他们有什么危害。把士卒投入危地才能保存，使士卒陷入死地然后才能得生。士卒陷于危险的境地，然后才能力争胜利。所以，指挥作战，在于假装顺从敌人意图，一旦有机可乘，便集中兵力指向敌人一点。这样，即使长驱千里，也可擒杀敌将。这就是所谓巧妙能成大事的意思。因此，当决定战争行动的时候，就要封锁关口，销毁通行符证，停止与敌国的使节往来，在庙堂上反复计议，研究决定作战大计。一旦发现敌人有隙可乘，就要迅速乘机而入。首先要夺取敌人最关紧要的地方，而不要同敌人约期交战。实施计划要随着敌情的变化而不断加以改变，以求战争的胜利。所以，战争开始要像处女一样沉静，不露声色，使敌放松戒备，战争展开之后，要像脱兔一样迅速行动，使敌人来不及抵抗。

从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卒，至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的十一年间，晋、楚一方面进行激烈的争夺，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实力下降，已开始进行和平试探。从晋国来说，与楚争夺，虽有时稍占优势，但自从公元前583年(晋景公十七年)，晋命鲁归汶阳之田与齐，已引起中小国家的不满。它虽然讨好了齐国，却侮辱了鲁国，也使其他国家“贰于晋”。次年，郑成公主动来朝时，晋又横蛮地拘留他，得罪了郑国。公元前581年，鲁成公朝晋，晋疑其亲楚，不让他回国。次年，鲁成公被迫接受盟约后，才准其回国。这件事更加不得人心。正当晋滥施霸威、诸侯多对之有二心时，秦与白狄也乘机伐晋。公元前580年，晋景公卒，子晋厉公立，为稳定局势，争取与秦和好，于是晋、秦约定会于令狐(晋邑，今山西临猗西)。据《左传·成公十一年》载，晋厉公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止于王城(秦邑，今陕西大荔东)。两国夹河而盟。秦大夫盟晋君于河东，晋大夫盟秦君于河西。秦桓公回来后就背盟，与白狄谋划伐晋。所以，晋已力不从心，郑、鲁受辱，其他各国貌合神离，存有二心，秦始终抱敌对态度，白狄又时来犯，与楚争霸已感不支，开始转向与楚弭兵。从楚国来说，楚庄王卒，楚共王年幼执政，霸势转衰，原中原与国，纷纷倒向晋一边。子重等一班旧臣虽竭力维持，但与晋争夺往往处于被动。而子重等又居功自傲，在强敌面前，不顾国家利益，伸手要赏田，目的未遂，又贪婪侵占，终演成内乱。据《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后，令尹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屈巫，申县之尹)认为“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庄王接受了这一意见，没有把申、吕赏给子重。子重对申公巫臣怀恨在心。子反要娶夏姬，申公巫臣自己想娶她，出面阻止，这样又得罪了子反。申公巫臣于公元前589年利用出使齐国之机，携带夏姬去齐，适逢齐在鞍之战中被晋打败，申公巫臣就奔至晋，晋任以为邢大夫。楚共王即位后，子重(令尹)、子反(司马)利用特权灭申公巫臣之族而分其家财。申公巫臣怨恨，请出使到吴国，晋景公欣然同意。申公巫臣到吴国后，吴国国君寿梦非常高兴。申公巫臣教吴人乘车和战阵之法，使其叛楚。吴国从此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徵瓦埠湖东南)、伐徐(今江苏泗洪南)、入州来(今安徽风台)。“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通中原诸国)”。吴国日益强大起来，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晋、楚争霸，直接受到祸害的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宋、郑等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广大臣民一样，也渴望和平，停止战争。第一次弭兵之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十八年)秋，晋、楚在激烈争夺的同时，已试探媾和。据《左传·成公九年》载，晋景公视察军府，面见楚俘钟仪(公元前584年被郑俘，郑献给晋)，与他作了一番友好的交谈。范文子建议释放归楚，“使合晋、楚之成”。晋景公同意，“重为之礼，使归求成”。这年冬，楚共王也及时遣公子辰赴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次年(公元前581年)春，晋景公又派大夫籴[艹/伐]聘楚，以“报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左传·成公十年》。)夏，晋伐郑而释郑成公回国，这也是在晋、楚媾和气氛中出现的举措。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晋厉公元年)，宋卿华元得知晋、楚两国使者互访，谋求媾和，就主动出来斡旋，促成晋、楚结盟。华元本人与晋正卿栾书、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就先后奔赴楚、晋，“合晋、楚之成”(《左传·成公十一年》。)其时，晋还谋求与秦结好，夹河而盟。经过华元的努力，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厉公二年)五月，晋大夫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达成协议，盟于宋西门之外，史称“宋西门之盟”(“华元弭兵”)。盟约说:“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甾(灾)危，救备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坠)其师，无克[月乍]国。”(《左传·成公十二年》。)盟成，卫、鲁、郑等国国君赴晋受命(《春秋·成公十二年》:“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琐泽，晋地。)同年秋，晋遣[谷阝]至聘楚，“且[氵位]盟”;冬，楚亦遣公子罢聘晋，“且[氵位]盟”，相互承认盟约。十二月，晋厉公和楚公子罢盟于赤棘(晋地)。宋西门之盟一时得到了贯彻执行。宋西门之盟，只是晋、楚双方暂时缓解激烈争夺之举，并未带来真正的停兵与和平。这才有了第二次弭兵之会(宋蒙门之盟)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子楚康王(前559椙?45年)立。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卒，子晋平公立，晋、楚关系史，乃至我国古代春秋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晋平公新立，为确立霸主地位，即于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会宋、鲁、卫、郑等国国君于溴梁(今河南济源西)。齐灵公不至，仅派大夫高厚赴会。晋以邾、莒侵鲁，又通齐、楚，执两国之君，高厚害怕，中途逃盟(《春秋左传·襄公十六年》。)许原已被楚迁于叶，这时见晋势强盛，许灵公弃楚从晋，遂请迁于晋，许国大夫则反对，晋于是伐许，并进而攻打楚国，以报宋杨梁之役(公元前561年，楚为报晋取郑，联秦攻宋，进驻杨梁(今河南商丘东南)。楚公子格率军与晋军战于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楚军失败。晋军接着攻至楚方城之外，因许未迁，复又伐许而还(《左传·襄公十六年》。)这是楚康王、晋平公时双方发生的一次较大的战争，但这次战争也只是局部性的，晋以自己一国之军独进，楚亦未出动主力，且许请迁晋并未实现，所以对双方影响不大。此后，晋、楚间又出现弭兵运动。这次弭兵，除原有的因素仍在起作用外，随着晋、楚双方与各国形势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晋国早在晋景、厉公时期，内部矛盾就很尖锐，晋厉公本人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中丧命的。晋悼公立，政局一时稳定，但他是依靠网络贵族与对外争夺，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晋悼公复强，时仅十六年。卒后，国内矛盾迅速暴露出来。公元前554年(晋平公四年)，晋中军帅荀偃卒，晋平公以范宣子为中军帅，主国政。过二年，栾[厌/*4/5〗黑/-*4/5〗]卒，其妻栾祁(范宣子女)与家臣私通，惧子栾盈，向其父范宣子诬陷栾盈将作乱。栾盈好施舍，颇得人心，范宣子听信了栾祁的话，就逐栾盈，杀其党十人(皆晋大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栾盈先奔楚，后奔齐。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栾盈在齐庄公帮助下，潜入曲沃(栾邑)，因得魏纾掩护，昼入晋都绛(今山西侯马市)。范鞅挟持魏纾入宫，栾氏孤立无援。范宣子焚“丹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杜注:“盖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丹书，以红色书于简牍。”)，使奴隶裴豹杀栾氏家臣督戎。栾盈失败，固守曲沃。晋国这次内乱，充分暴露了晋六卿(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专权，勾心斗角和矛盾重重的局面。晋平公听命于众卿，君权日弱。栾氏虽被镇压下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盈氏之族党。栾鲂出奔宋。书曰‘晋人杀栾盈’。”)，然晋卿大夫之家权力日重，公室日卑，国力下降。晋国的外部形势也日益陷于被动。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为政，征诸侯之币重，郑子产致书范宣子说: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即子产)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指晋)，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昧昧)也!将焉用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只得减轻诸侯之币。范宣子死后，赵文子(赵武)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晋对从国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郑子产致书抨击。晋为了改善与各国关系，也一再减轻各国进贡数量，申之以礼，借以缓和与盟国的紧张关系。晋虽一直希望与秦修好，而秦则始终亲楚而敌晋。在楚、晋相争中，楚几次得到秦军援助，使晋受到极大的压力。公元前559年，晋会同中原各国军队大举攻秦，至泾(泾水，或泾水渡口)，都不肯渡水。后虽渡过泾水，但晋下军帅栾[厌/*4/5〗黑/-*4/5〗]竟抗命，率其部东归。中军帅荀偃无奈，只好命令全军撤退。此役劳而无功，晋人称之为“迁延之役”(《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亲楚与晋为敌，对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晋对齐虽采取谨慎与拉拢政策，但齐国一直把矛头对准晋之与国鲁，从而引发与晋的直接对抗。从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十六年)起，齐连年攻鲁之北鄙，并使邾攻鲁之南鄙，还公然不与晋之会盟(公元前557年溴梁之会)。公元前555年(晋平公三年)，晋联合鲁、宋等盟国大规模地攻打齐国，围齐都临淄，东侵及潍水，南略及沂水(《左传·襄公十八年》。)。齐被迫与晋讲和。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齐庄公四年)，齐先助晋栾盈返晋，继而出兵伐晋，深入晋国腹地，及闻栾氏败，才收兵而归。次年，晋会各国将伐齐，齐乞师于楚，楚康王即“伐郑以救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齐庄公被崔杼杀，齐景公新立，晋等又乘机伐齐，齐又被迫赂晋请和。晋、齐虽和，但齐的威胁依然存在。晋平公即位后，面临国内矛盾重重、国外楚、秦、齐威胁，属国又恐生二心，故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属国以礼相待，减轻求索，并进而考虑与楚再度弭兵。前已指出，楚自鄢陵之战失败后，已渐走下坡路，与晋争夺与国时，往往处于劣势。在此同时，楚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楚在鄢陵之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恶”(指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左传·成公十六年》)，内部倾轧，指挥不力。其后，右司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左传·襄公二年》)，对外受贿赂，在内又争权，结果被杀。令尹子重卒后，继任令尹的子辛，又对小国求索无厌，任令尹不过二年又被杀。此两人被杀，《春秋》均予以醒目记载，反映了楚国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已达到了何其严重的程度。楚共王卒，楚康王初立，为了整肃政纪，曾对统治集团成员作了调整，“以靖国人”(《左传·襄公十五年》。)但在新任九位大员中，五人为公子，余四人为世族，实际上是在公族大姓之间进行调节平衡，实现权力再分配。其间，公子午(子庚)任令尹，政绩平平，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子庚死，楚康王要任命?子冯为令尹，?子冯先征求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多宠”，指的是公族大姓势力强大，左右国家政局;“王弱”，说明楚共王死了以后，王权也开始削弱。楚共王即位以来，楚国政治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即公族与世族及世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晋及其他国家，为客国效劳。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声子(公孙归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谈话中，详尽地列举了楚国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给楚国带来严重危害的事例。他考察晋、楚相争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告诫子木:“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他希望楚国统治者勤赏、畏刑、恤民，实行礼治，再不要滥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国。蔡声子的话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们不能不感到忧虑，转而考虑与晋弭兵。楚申公巫臣自教吴叛楚后，楚、吴关系一直紧张。楚既北争中原，与晋正面对抗;在东方又与吴结仇，更使自己陷于被动。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国为了打击吴国，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习，挑选军吏、士卒，大规模地进行东征。结果为吴所败，吴取驾(今安徽无为境)，楚人咎子重，子重心疾发而死。这年夏，晋会诸侯于鸡泽，吴王寿梦未赴会，但过两年，吴王寿梦则派使者去晋致歉，请与晋及中原诸国通好。从此，吴与晋等结盟，进一步与楚为敌。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吴即乘丧攻楚，结果失败。晋等国虽应吴请出兵攻楚，然因各国意见不一，结果中途作罢。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楚康王即位，即命令尹子囊伐吴，吴军不出，楚军回还途中失去警戒，结果被吴自皋舟之隘拦腰截击，楚军不能相救，被打得大败。子囊回来后不久就死去了，临死前嘱咐子庚(继任令尹):“必城郢!”要子庚筑郢城以备吴(《左传·襄公十四年》。《续汉书·地理志》刘昭注云:“江陵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东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楚国两任令尹均为战吴而死，楚人不能不以此为训，故一段时间内，楚持郑重态度，再未贸然出击。直至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楚经训练成水军后，才出动水军攻吴，但因不设赏罚，军政不善，“无功而还”，此即为楚、吴舟师之役(《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冬，吴召舒鸠(楚之属国，今安徽舒城)叛楚，楚康王亲自领军讨伐，舒鸠否认叛楚，楚康王领军还。次年秋，楚令尹?子冯死，舒鸠又叛楚，楚新任令尹子木率军攻讨，吴军来救，被楚军打得大败，遂灭舒鸠。冬，吴王诸樊率军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被楚巢牛臣射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联合秦军伐吴，至雩娄(今河南商城东)，闻吴有备而还，转攻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由此可见，自楚共王以来，晋联吴攻楚，使楚面临晋、吴北、东夹击，已日益疲于应付，陷于困境。楚康王虽力图略吴，并取得一些胜利，但终无法摆脱吴的严重威胁。综观上述，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自鄢陵之战后，国内政局不稳，盟国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离心日显，都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都想息兵罢战，把原来的弭兵运动变成现实。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晋赵文子(赵武)执政，采取“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政策，就是基于对楚等国倾向于弭兵的分析得出来的。他对穆叔说: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指子木)。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就是说，今后对各国减少勒索，和楚国停止武力相争，转向以“礼”相待，弭兵是可以实现的。赵文子不失为一位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政治家。第二年，即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会同陈、蔡伐郑，郑卿子产认为“晋、楚将军，诸侯将和，楚王是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宁可让楚国攻伐也不抵御，从而让弭兵愿望早日变成事实。子产的这种态度，也不失为一明智之举。宋国左师向戌也认识到弭兵已是大势所趋势，他本人又与晋赵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遂于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晋平公十二年)，先至晋提出弭兵问题，赵文子与诸大夫商议，韩宣子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8〗[艹/*4/8〗甾/-*4/5〗]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之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晋国同意。至楚，楚国亦表示赞同。至齐，齐人先犹豫，后考虑到晋、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告秦及其他国家，都表示赞同。于是这年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晋卿赵文子与宋平公、滕、邾之君，以及齐、鲁、卫、陈、蔡、郑、曹、许国大夫盟于宋都商丘蒙门(东北门)。秦同意弭兵，但《春秋左传》未记其代表出席会议，可能与远处西陲，交通不便有关。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各国随来军队以篱笆编织为墙，不为垒堑，以示友好。晋、楚军队分处北、南两头。经向戌斡旋，晋、楚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晋、楚之从交相见”，即晋之盟国要朝楚，楚之盟国要朝晋，奉晋、楚为共同霸主;秦、齐亦大国，秦不朝晋，齐亦不朝楚。邾、滕分别为齐、宋之属国，故不与盟。盟会期间，双方明争暗斗，气氛很紧张。晋人见“楚氛甚恶，惧难”，甚至作好撤退准备。在歃盟时，“晋、楚争先”，“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各不示弱。晋臣叔向(赵文子副手)委婉地劝赵文子“子务德，无争先”，“乃先楚人”，楚令尹子木于是首先歃血盟誓(先歃者为盟主)。此即第二次弭兵之会，亦谓“向戌弭兵”或“宋蒙门之盟”。次年夏，齐、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国国君朝晋;冬，鲁、宋、陈、郑、许等国国君朝楚(《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宋蒙门之盟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标志着弭兵运动的成功。宋蒙门之盟是宋西门之盟的继续。如果说宋西门之盟是弭兵运动的先声，那么，时过三十余年后的宋蒙门之盟，弭兵运动则终成事实。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未发生过大的战争，这显然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会，毕竟是晋、楚平分霸权的产物，“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宋、郑等国“仆仆于晋、楚之廷”、“苦于供亿”(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负担同样是很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