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七玺酒业集团帝王之玺价格，古代帝王皇后的印玺上到底有何秘密呢

存在着属于帝王的绝对规格与皇权至上的象征。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车同轨，书同文，但是朝廷众人认为印章这个名字甚俗气，而也是为了凸显秦始皇的丰功伟绩，明定皇帝所用印章尊称作“玺”，民间或是公侯依旧接纳“章”“印”说法。据历史记载，秦始皇嬴政有六方足以象征帝王权威性的印章—“乘舆六玺”，即天子三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还有另外三玺也不多做介绍了。除了这六玺之外，嬴政更是命丞相互李斯用鸟虫篆文字，刻了一枚方玺，无具体功用，随身携带作趋吉辟邪功能，传至刘邦后则被尊称为“传国玺”：任何人只要具有它，方可理所应当，名正言顺地成为真龙天子，执掌江山。据记述，这枚世上只有一枚的传国玺，于阳光照亮之下，自各角度观察它，均会展现出怪异幻化的七彩效果。传国玺历经过东汉各帝，约于汉献帝末年兵祸中遗失，此后有关它，仅剩传说。唐有八玺，均为玉制，除了“神玺”的特殊存在而不用，以此示君权神授之外，其余七玺按照相关规定展现有所不同功效，如“受命玺”用来祭天礼神，“天子之玺”以此劳四夷，等等。武则天时，相信玺和“死”音近，非常绝不吉祥，把君王的玉玺改为“宝”，肃宗即位之后又改了回去，风水轮流转，到后来反而又遭唐玄宗改成“宝”，竟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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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楚庄王兴军讨伐迁徙至陆浑（今河南嵩县、伊川一带）地方的少数民族部落，陈兵于洛水之滨。当时的周天子（定王姬瑜）知其来者不善，连忙派王室成员充当使节前往劳军。楚庄王见到周天子的使节，并没有礼貌地问候天子的身体是否康健，却傲慢地打听起王宫中9只青铜鼎的形制、大小与轻重来。使节回答说，周室虽然衰微，但天命未改，宫中之鼎轻重如何，楚王您还不必打听。原来，传说夏禹接替舜帝掌权后，曾将华夏九州的青铜收集起来，熔铸成代表九州的9只大鼎。鼎本来是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皿，有大有小，一般为陶质或铜质，最常见的多为三足两耳。《艺文类聚》引《孙氏瑞应图》说：“神鼎者，质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味。昔黄帝作鼎，象太一；禹治水，收天下美铜，以为九鼎，象九州；王者兴则出，衰则去。”后来的商、周便以夏之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即国家政权更替承继的象征，因而后世称建立新的王朝及确立新的国都为“定鼎”。楚庄王之所以打听九鼎的情况，是因为其时位于南方的楚国，在各诸侯国中日显强大，而作为诸侯共同尊奉的周天子，此刻已经无法掌控局面、驾驭群雄。楚庄王问鼎中原，显然是有希望取而代之的意思。于是，九鼎便成了后来帝王心目中代表君权的圣物。因为年代久远又迭遭战乱，传说中的夏禹九鼎后来不知去向（一说东周显王时没入泗水之中），这样一来，汉、晋间常有神鼎现身以为祥瑞的传言；而唐、宋时更有重铸九鼎的盛举。唐代武则天万岁通天年（公元696年）四月及北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正月，朝廷就曾重铸九鼎。之后，金兵南侵，将宋铸九鼎掠走，从此下落不明。作为君权象征的还有另外一件极为重要的信物，那就是皇帝的玉玺。所谓玺，就是人们熟知的印鉴。“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马非百《秦集史?舆服志》）据马非百的考证，秦玺有乘舆六玺、传国玺、御玺及太后玺之分。乘舆六玺，玉质，玺文分别是“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它们分别加盖在皇帝颁布的各种诏书之上，作用类似于今天政府所发文告上统一加盖的公章。传国玺，蓝田美玉制成，4寸见方，印纽为缠绕在一起的5条小龙，玺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另一说玺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系当时的丞相李斯篆书。传国玺当是皇帝的私印，有人认为它就是御玺。传国玺（御玺）由秦始皇随身佩带，既是皇帝身份的象征，又可加盖于皇帝临时颁发的手诏之上。秦亡后，传国玺由刘邦获得：“汉高祖佩之，后世名曰‘传国玺’，与斩白蛇剑俱为乘舆所宝。斩白蛇剑至惠帝时武库火烧之，遂亡。及怀帝没胡，传国玺没于刘聪，后又没于石勒。及石季龙死，胡乱，穆帝世乃还江南。”（《晋书·舆服志》）汉代，皇帝、皇后、诸侯王之印称玺；列侯、乡亭侯、将军部属、郡邑令长之印仍称印，各将军之印称章。皇帝玉玺、虎纽；皇后金玺、虎纽；皇太子、列侯及丞相、太尉以下官吏分别为黄金印、龟纽或银印、龟纽。授与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的官印则为驼纽或羊纽。印文无论官私均为阴文，字为小篆。唐武则天时候，这位女皇帝厌恶“玺”字之音近似于“死”，下令改“玺”称“宝”。唐中宗李显复位后，又改“宝”称“玺”。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皇帝玉玺又称皇帝玉宝。由秦至汉，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加上传国玺，合称为皇帝七玺。唐改为宝后，据说加上武则天曾用过的太后玺，称为皇帝八宝。不过，《新唐书·后妃·则天武皇后传》上说：“太后又自加号‘金轮圣神皇帝’，置七宝于廷：曰金轮宝、曰白象宝、曰女宝、曰马宝、曰珠宝、曰主兵臣宝、曰主藏臣宝，率大朝会则陈之。”《辞源》将之解释为7种宝物，然而具体是哪7件宝物，为什么偏偏要在朝廷大典时如此庄重地陈设出来，却语焉不详。作者以为，它们或许就是武则天时期独有的各具用途的女皇御玺，如调动军队便用“主兵臣宝”。武则天以女性登基称帝、执掌国柄，是对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的一种亘古未有的悖逆，之前那些男性皇帝用过的御玺，自然难合她睥睨一切的心理，于是乎，便让人重新制造了符合自己女主身份和心意的皇帝印鉴，并且极有可能这才是她改玺称宝的真正原因。因为五代战乱，汉、唐以来的皇帝玉玺均多遗失。宋代皇帝便重新制作宝玺：“宝。秦制，天子有六玺，又有传国玺，历代因之。唐改为宝，其制有八。五代乱离，或多亡失。周广顺中，始造二宝，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一曰‘皇帝神宝’。太祖受禅，传此二宝，又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是后，诸帝嗣服，皆自为一宝，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凡上尊号，有司制玉宝，则以所上尊号为文。”（《宋史?舆服志六》）由宋至清，皇帝印鉴或称“玺”、或称“宝”，“玺”、“宝”并用。依秦、汉之制，历代后妃、太子等也有自己的印鉴，清代册封皇太后、皇后、贵妃等，都要使用金册并颁给宝玺。清大内中有交泰殿，位置在乾清宫后、坤宁宫前（因在乾、坤两宫之间，殿名取天地交泰之义），清帝的宝玺主要收藏于此殿之中。在中国皇帝的政务用物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古代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它们是君王发号施令须臾难离的重要工具。我国的书写用笔应起源于夏商时期甚至更早。春秋战国时，笔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当时笔的名称不一，如楚国叫“聿”，吴国叫“不律”，燕国叫“拂”，秦国叫“笔”。秦朝统一称“笔”，沿用至今。但秦朝以前的笔几乎均为硬笔，有人考证就是经过削制加工后的竹签，后来所用的毛笔，传说最早是由战国末期秦国大将蒙恬发明的。当然，帝王所用绝对是当时的名贵之笔、上好之笔，据说，汉代皇帝所用的笔，笔杆系犀角、象牙、琉璃等制作，用狐、兔的毫毛作笔尖，笔盒则雕金饰玉，价值高达百金，所谓“一笔之柙，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笔非文犀之桢，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艺文类聚?杂文部?笔》）。唐、宋时，宫中所用的名笔系宣州（今安徽宣城）人诸葛高所造，被叫作“诸葛笔”。宣州与浙江湖州是我国古代两大制笔中心，所产的毛笔分别称宣笔、湖笔。诸葛氏为造笔世家，“诸葛笔”在当时即被人作为珍玩收藏。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内，还收有明嘉靖雕漆紫檀木管提笔、清白潢恭进天子万年笔等名笔，明嘉靖雕漆紫檀木管提笔，笔管长25cm，笔斗长2.5cm，提笔直管无帽，笔管饰红、酱色雕漆并拼以紫檀木斗，笔锋为貂毫竹笋式。清白潢恭进天子万年笔，是为恭贺皇帝寿辰而进献的礼品，笔管长18.8cm，竹制管，笔管上方阴识填金楷书“天子万年”4字，下方缀注填蓝楷书“臣白潢恭进”；笔头以珍贵的紫毫（安徽产野兔毛）制作，腰部凸隆似含苞的玉兰，时人称为兰蕊式；笔头根部有起支撑作用的黄色副毫。从《庄子》中“舔笔和墨”的句子来看，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墨的使用亦趋普遍。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最早纪述了制墨的方法。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中，对用油烟、松烟制墨的方法叙述更为详细。墨烟的原料包括桐油、菜油、豆油、猪油和松木，工匠将桐油、清油或猪油放入油灯中点燃，油灯上方则用铁盖收集油烟，再用鹅毛轻羽将铁盖表层的油烟刷入纸片上。油烟须及时收集，不能过老。上等油烟造出的墨精美而有光泽，每斤油可刮取约一两上等油烟。不过，古时多用松木取烟制墨，而宫廷御墨使用的松木则更为讲究，南宋时，宫中制墨所用之松要求采自黄山。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皇帝所用的御墨是一个叫戴彦衡的墨工制作的。有一天，宫内太监打算在御苑中起墨灶，使用西湖边上的松树制墨。戴彦衡坚持不同意这样做，他的理由是，御墨用松，当用黄山特有的云雾松，因为黄山松长自绝壁，采天地灵气，质地优异，而平地之松，文弱无力，材不可用！名贵的用墨尤其是宫廷御墨，其配料通常包括鸡蛋白、鱼皮胶、牛皮胶、香料、药材，如丁香、紫草、秦皮、苏木、白檀、苏合香、珍珠等。例如，唐人所编《初学记》引韦仲的《将墨方》中说：“合墨法，以真朱（珍珠）一两，麝香半两，皆捣细后，都合下铁臼中，捣三万杵。杵多愈益。”唐玄宗李隆基所用御墨称“龙香剂”，就是在配料中掺有名贵的龙脑、麝香。宋代著名制墨匠张遇所供宫廷用墨，也将龙脑、麝香加入所采集的上等油烟之中。宫廷中使用纸，过去认为在东汉蔡伦造纸之后，而在此之前或用竹简木片，或用丝绸绢帛。蔡伦是东汉时期的宦官，有资料说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采用来源更为广泛、成本更为低廉的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原料，经过挫、捣、炒、烘等工艺，造出的纸被称为“蔡侯纸”。据此来看，蔡伦显然不是纸的发明者，而只是造纸技术的改进者，发明者应当是“前人”，即蔡伦以前的人。到底前至何时呢？由于纸张的质地难耐保存，没有实物作证，很难给出明确的结论。1957年，在古都西安市东郊的灞桥，曾经出土据称是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古纸。经过科学检验，发现它主要是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制成的，被史学界称为“灞桥纸”，“灞桥纸”应是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世界上最早的纸。随着造纸技术的逐步提高，魏晋南北朝时的竹帘纸、藤纸、棉纸、染潢纸，隋唐时期的宣纸、蠲纸，五代时的澄心堂纸，明代的竹纸、宣德纸、松江潭笺，清代的粉蜡笺等，均成为各个时期皇宫御案的常用之物。澄心堂本是南唐开国君主李升所居堂名。澄心堂纸为南唐后主李煜时所造纸，细薄光润，人所贵重。同时，还有外邦藩国向皇帝进献的贡纸，如汉晋间南越进贡的侧理纸，朝鲜进贡的高丽纸等。清代宫廷的贡纸，除朝鲜的丽金笺、金龄笺、镜花笺，越南的苔笺，日本的雪纸、奉书等外，还有西方的金边纸、云母纸及各色笺纸。名贵的纸、墨，作为颁诏施政的要物，很受历代皇室中一些人的重视和喜爱。东汉中期临朝听政的邓太后，即位之时，贡品中只留纸墨，其余一切宝物悉加禁绝：“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后汉书?后纪》）唐、宋时，供帝王所用的珍贵之纸，因上面印有龙凤纹，又称凤纸或龙凤花笺。宋太宗赵光义，常常喜欢用它们写上几个字，作为对王公近臣的一种格外的赏赐。中国古代特有的书写文化，产生出许多种文房用品，较为常见的有：笔架，又称笔格、笔搁，凹处置笔，供架笔所用，多作山峰形，也有人物和动物形的。笔筒，或圆或方，亦有异形的；不用笔时，将笔插放其中，质地多为瓷、玉、竹、木。笔洗，多为钵盂形，用笔后用它濯洗余墨。墨床，研墨中稍事停歇时供临时搁墨之用。墨匣，用于贮藏墨锭。水注，亦称水滴，多为精致的小圆壶、方壶，注水于砚面供研磨用，也有制成蟾蜍、小鸡等动物形状的，如春秋时晋国国君灵公坟茔的随葬物中即有水滴：“晋灵公冢甚瑰壮，……其物器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王取以为水滴。”( 汉?刘歆《西京杂记》) 镇纸，又称书镇，作压纸或压书之用，以保持纸、书面的平整。砚匣，又称砚盒，放置砚台之用……砚，也称砚台，专供研墨蘸写的工具，质地有玉、石、砖、铜、铁等，以石砚最多。20世纪70年代末，在陕西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出土一套石砚、研棒及砚盖，时间距今约7000年。宋朝苏易简所撰《文房四谱?砚谱》上说：“昔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墨海便是指大砚台。我国古代有所谓“四大名砚”或“五大名砚”的说法，它们分别是端砚、歙砚、洮砚、红丝砚或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红丝砚，其实，古砚品种繁多，优质砚台如松花石砚、玉砚、漆砂砚等，均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晋代册封太子时，封赏物中便有漆砚一枚；太子纳妃，也用漆砚作为聘礼之一。宋代宫廷内府所藏的漆砂砚，形制近似澄泥砚，但砚台极轻，放置水面竟不下沉。端砚产于广东端州（今广东肇庆）东郊端溪，歙砚产于徽州（今安徽歙县及江西婺源一带），洮砚产于甘肃临洮，澄泥砚产于山西绛州（今山西曲沃一带），红丝砚产于山东青州（今山东潍坊、临朐一带）。端砚常与歙砚并称，历代皆采自端溪山崖，分为下崖、中崖、上崖；下崖洞在山底，终年浸水，因而砚石贵润，所以下崖品质最优。端砚的颜色也和品质有关，以白色为上，紫色最下。歙砚，别名龙尾砚，用婺源龙尾山歙石雕琢而成。洮砚，质地细腻而不坚硬，制砚极佳，“除端、歙二石外，惟（甘肃）洮河录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崖；然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砚辨》）澄泥砚，取河泥烧制，产地有山西绛州说、河南虢州说、山东青州说，工序繁复，烧之坚如铁石。红丝砚，石中见红丝多达十数层，质地优良，研墨汁液如油，蓄墨浓黑似漆，匣藏久不干涩。概言之，好的砚台，除开自身的光滑细腻、莹润无瑕外，主要是容易发墨又不耗墨，并且不损笔锋，因此古代帝王中，有的人不仅自己视名砚如瑰宝，而且还将之作为贵重的馈赠礼品。被追尊为魏武帝的曹操，在其生前送给汉献帝的礼物中，就有纯银参带砚、纯银参带圆砚各一枚；晋武帝司马炎曾将用于阗铁所铸成的青铁砚赐人；宋徽宗赵构喜用端砚，他的砚台往往如上等美玉，令人爱不释手，赵构曾用它来赏赐给亲近的大臣。2．生活用物帝王的卧室称为寝宫。古人造字，宫、室之义相同，贵贱可用，后来为尊崇帝王，以别黎庶，才规定只有帝王的居处方可称“宫”。而帝宫之中，大都琳琅满目、宝物杂陈，令人目不暇接。且以必需的生活用品如床、帐、席、被、枕为例，便可略知其生活用物的奢侈华丽：床。古代，床是供人坐或卧的器具，皇帝所用的床独称龙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孟尝君出使楚国时，曾送给楚王象牙床以示交好。以象牙来装饰床，可见床的名贵。《西京杂记》上说，汉武帝有七宝床设于桂宫；晋人所撰《拾遗记》上也说，汉武帝以珊瑚为床。唐人所撰《初学记》引后梁宣帝《床诗》中，有“衡山白玉镂，汉殿珊瑚支；琚膝申久坐，屡好为频移”等句，由此种种，可知古代帝王后妃之床多用金银珍宝装饰，当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元代萨都剌的《题杨妃绣枕》诗中，有“五色香云随指转，牙床端坐杨太真”的句子，如果不是道听途说，可知当年的杨贵妃睡的也是牙床。至于《后汉书?五行志》上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中的胡床，大概是一种能够折叠的可坐可卧的轻便用具，或许就像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折叠式躺椅，但绝对豪华得多。帐。古代帝王的居处均为高堂广厦，为装饰环境与方便生活，室内既有屏风隔断，还有帘帐遮护。当年刘邦率军攻入秦都咸阳，见秦宫之中“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史记?留侯世家》），此中便提到宫闱间陈设的华美帷帐，也是吸引刘邦眼球的因素之一。清代曹雪芹所著《红楼梦》第五回写到秦可卿的卧室中，“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宝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固然此为小说家笔法，但同昌公主的连珠帐，却是历史上确实有过的真物。同昌公主是唐懿宗的女儿，当年，在她出嫁后所居的公主府中，便曾陈设过缀玉联珠的珍珠帐：“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连珠帐，续真珠为之也。”（唐?苏鹗《杜阳杂编》）席。古人将席分为坐席与卧席，西汉初，帝王所用的席子，大概是夏以竹篾，冬以皮革，春秋以水草与布绸，如《汉书》说文帝莞蒲为席，莞、蒲，就是可以用来编织席子的水生植物。今人所说的筵席，其本义便是竹席的意思。汉代，文武大臣上朝可以踞席而坐，百官群集便要大摆筵席，后来演变成了酒宴的代称。不过，汉以前帝王的用席也有很奢华的，传说战国时燕昭王有一种鳞文席，所谓鳞文，便是席子上有珍宝杂错而成的飞龙舞凤的图案。西汉成帝时，帝、后所用的就更为侈丽了：“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玉几玉床，白象牙簟，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不能见；坐则没膝其中。杂熏诸香，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赵飞燕是成帝刘骜的皇后，女弟即其妹妹，两姊妹俱为刘骜后妃。簟，本义是竹席。白象牙簟，就是用象牙制成的席子，应为盛夏时用；绿熊席，《辞源》说是“黑熊皮所制的席”，黑色熊皮何以称“绿”？其实，绿通菉，就是荩草，大约是用荩草将长长的熊毛编织而成的冬席。从唐代元稹的诗句“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遣悲怀》）来看，既然这种荩草能够编成箱箧，可见十分耐织。被。《楚辞?招魂》中有这样的句子：“翡翠珠被，烂齐光些”。《招魂》一说系楚大夫宋玉所作，为沉江的屈原招魂；一说系屈原所作，为楚怀王或者是为自己招魂。不管如何，战国时期的王宫中，应当已有这种饰以翡翠羽毛和珍珠的被子，文彩灿烂，鲜艳夺目。传说翡翠是一种雄雌眷恋、甚有情义的小鸟，雄鸟红羽，叫作“翡”；雌鸟青羽，叫作“翠”。它们是不是就是后来的鸳鸯呢？据说赵飞燕册封为皇后时，其妹妹送给她的贺礼中，便有鸳鸯襦、鸳鸯被、鸳鸯褥，均为绣有鸳鸯图案的被褥。唐代同昌公主下嫁时，嫁妆中有一种神丝绣被，被面绣着三千鸳鸯，间以奇花异叶，缀以细小如粟粒的珍珠，展开被子，五彩斑斓。五代时，后蜀的皇帝孟昶常用一种鸳衾：“孟蜀主（昶）一锦被，其阔犹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织成。被头作二穴，若云版样，盖以叩于项下，如盘领状。两侧余锦则拥覆于肩。此之谓鸳衾也。”（明?陶宗仪《辍耕录》）枕。从先秦时候的诗章中已能找到关于枕头的句子，如“角枕粲兮，锦衾烂兮”（《诗经?唐风?葛生》），由此可知枕头与被子的关系早就密不可分。角枕，应当是方正而有棱角的枕头，但解释成“角制的或用角装饰的枕头”（《辞源》）似也可通。枕头分卧枕与靠枕两种，如西汉权臣梁冀曾有一只玉虎头枕，传说是商纣王与妲己用过的双人枕，显然应为卧枕；金国末代皇帝完颜守绪曾有1只红纻丝靠枕，顾名思义，靠枕则是人斜靠用的枕头。古代帝王讲究枕头的质地优良、靠卧舒适自不待言，甚至还赋予或者希冀枕头有其他功用。相传越王勾践曾把范蠡说的金玉良言书之于帛，收藏在枕头内以时刻提醒自己；汉武帝刘彻为求长生不老，曾多方寻访可让人返老还童的神枕；唐玄宗有1只龟兹国贡献的游仙枕，色如玛瑙，温润如玉，相传睡卧时枕上它，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入梦中；其杨贵妃的姊妹虢国夫人有1只夜明枕，据说夜间无需灯烛而室内通明；五代时的吴越王钱镠，曾叫人用圆木做成枕头，上面系着小铃铛，人睡熟以后，枕头会倾斜作响，使人容易觉醒，因而取名警枕……在古代帝王的寝宫之中，还有两样东西不能不提及，那就是镜子与生活用香。清代以前，镜子多用铜打磨而成，称铜鉴。依《韩非子》所说，“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镜子主要是映照脸面的用具。但秦、汉之时皇宫相府中的镜子，还有镇慑进宫入府之人的功用，宫镜并不只是对照自己的衣饰容颜，还可观察身后周围的动静。《三国演义》第四回中写道，东汉末年权相董卓卧室中曾有很大一面铜镜，他就是从镜子的反射中，发觉前来“献刀”的曹操在其背后的异常表现，从而避免了一场血淋淋的刺杀。现存最早的铜镜出自四千多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址，此后晚商、西周、春秋战国时的制镜多有发掘。自远古至汉晋，铜镜多呈园形，但亦有方镜，如《初学记》引晋陆机《与弟书》上说，皇宫中“仁寿殿前有大方铜镜，高五尺余，广三尺二寸。”南北朝时，宫中有1种大型铜镜称七子镜，《辞源》将之解释为“装有七面镜子的镜台”。从《艺文类聚》所引南朝梁简文帝萧纲《望月诗》“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的句子来看，萧纲是将一轮满月形容为明亮的七子镜，因此，若将七子镜解释为“装有七面镜子的镜台”，似有望文生义之嫌。此镜应是一面为皇家特制的大园铜镜，在日光的映照下，犹如银辉泻地的玉轮新月，让诗人在二者之间顿生浮思翩翩的美妙联想。隋唐时，还有菱花镜、荷花镜、带柄镜等镜，纹饰多采用鸟兽、花蝶、葡萄、团花、十二生肖、人物故事等，并使用镀金、贴金、金银平脱螺钿和宝石镶嵌工艺。唐代的扬州是铜镜的主要产地，时人张籍曾有“扬州青铜作明镜，暗中持照不见影”的诗句（《白头吟》）。《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说：“扬州广陵郡……土贡金银铜器、青铜镜。”可见扬州出产的青铜镜，优质精美，已成为献奉皇家的贡物。唐玄宗李隆基十分喜欢此类铜镜，他的生日是农历的八月初五日，这一天，他向贺寿的大臣所赐送的赏物，便是熠熠生辉、光彩鉴人的扬州青铜镜。清乾隆之后，宫中用镜逐渐被玻璃镜所取代。另外，走进今天的明清故宫，参观者大多对随处可见的各种香炉留有较深的印象。历代皇宫里的大小香炉，多以金、银、铜等金属或陶瓷制造，用来陈设、熏香、供佛、祀神等。据说汉以前并无香炉之制，汉代时制造有博山炉，香炉从此出现。宫中用香既普遍又广泛，在幽深的皇宫御苑内，日夜弥漫的香气，的确可以净化空气、去秽避疫，让人神清气爽、如履仙境。晋代王嘉所撰《拾遗记》上说，战国时燕昭王即位两周年之际，有个叫做广延国的小国献来两名舞技高超艺人，燕昭王大为高兴，“乃设鳞文之席，散荃芜之香，香出波弋国，浸地则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郁茂；以熏枯骨，则肌肉皆生；以屑喷地，厚四五寸，使二人舞其上，弥日无迹，体轻故也。”《拾遗记》是搜神猎怪的志异小说，香的神奇如此，恐怕也是夸张之言。但古代皇宫中的确大量使用着各种奇珍异香。就说这种荃芜之香吧，《初学记》引郭子横《洞冥记》说：“握之一片，满宫皆香，妇人带之，弥芬馥也。”盛夏之时，东汉灵帝刘宏经常在宫中的裸游馆戏水避暑，游泳已毕，还要用西域所献的茵墀香放入水中煮开，然后用它浸泡身体。浣浴后的余水倒入排水沟，仍旧芳香四溢，于是有人将这条排水沟取名流香渠。唐玄宗李隆基时，交趾国进贡一种龙脑香（俗称冰片），宫中称瑞龙脑，佩带在衣袂之间，香闻十余步外，经久不灭。五代后周时，昆明国献给后周皇帝蔷薇香水15瓶，有人考证类似于今天的花露水，但香气更浓郁持久，传说洒在衣服上面以后，衣裳破旧了，香气却依然怡人。宋朝时候，京城流行一种以多种香料制成的芬芳扑鼻的园球，：“京师承平日，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环持香球在旁，在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明永乐间，宫中开始使用西方进口的名贵香水，直至清末，它们都被皇帝后妃视为珍贵的化装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