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酒度数能达到多少？商人酗酒真的是导致商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吗？这可信吗？
（商代酒器）商代的酒，大概还没达到靠蒸馏提高酒精度的阶段。但也千万别小看了那个时候的酿酒技术和规模。殷商自己人和周族的首领，都认为奢靡淫佚、酗酒无度是商亡的重要原因，不是没有道理。 一，目前所知的中国酿酒历史，可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河南贾湖裴李岗遗址的陶片，经对残留沉淀物进行化学分析，发现含有酒类挥发后的酒石酸。
其具体化学成分，与现代稻米、米酒、葡萄酒、蜂蜡、葡萄丹宁酸包括山楂的化学成分相同。表明这些陶器盛放过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合发酵而成的甜酒。学者认为，这种甜酒，可能属于谷物天然酒，谷米受潮发芽生霉菌，由微生物作用而引起糖化和酒化。这种酒的酿制，无须太复杂的技巧。 二，甲骨文的“酒”字，写为左“酉”右“彡”。
就是说，殷商之人认为“酒”不是“水”，而是一种能够自行生长变化的神奇东西。商代酿酒业，已由谷物天然酒化进入人工培植曲蘖发酵阶段。《商书.说命下》佚文载商王武丁之言云：“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发现的一处酿酒作坊， 陶瓮内发现8.5公斤白色水垢状沉淀物，经化验分析，确定为曲蘖，即酒曲。
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亦有酒曲出土。用酒曲发酵造酒，产量不仅可以大大提高，酒的质量也能比谷物自然发酵酒化大大提升。 三，商代酿酒业已然达到相当规模。著名商代史学者宋镇豪说，当时的“酿酒作坊林林总总，不仅王都有，地方也很多，有属王家的，也有属各地贵显阶层的。” 郑州商城东南郊商代遗址，发现了一大片建筑，当为商王都的王家酿酒作坊。
里面有相当多的大口尊，通高大都在30厘米以上，器表有烟炱痕，器内粘有白色水锈状物体，应为酒类挥发后的沉淀物。日本学者林巳奈夫说，凡商代28厘米以上的釉陶有肩尊，都是用来酿酒的容器，其器形即甲骨文“酉”字之由来。后来，盛酒器“酉”字又被“卣”字替代，但卣的容量显然小些，通常指在24- 35 厘米的喇叭口有肩的圈足青铜尊及截头有肩尊（亦称鼎）。
这些酒器容量可达5公斤以上。河北藁城商代遗址的酿酒作坊里，排放了46件陶器，以瓮和大口罐占多数，还有罍、尊、壶、豆、“将军盔”、漏斗等。4件大口罐内分别装有桃仁、李核、枣、草木樨与大麻子。此处应为商代贵族的酿酒作坊——罍、尊、壶、豆为储酒及品酒之具；陶瓮是曲蘖发酵制酒之容器；“将军盔”可能是蒸煮酿酒原料之具；漏斗用于灌注酒；大口罐内的果仁等是酿制果酒的原料。
四，目前没有商代蒸馏酿酒，以提高酒精度数的直接证据。但说那个时候的酒，不过如家酿的米酒一般寡淡，也肯定不对。甲骨文里，即记载了5种酒10多个品类—— 1，酒，甲骨文为左“酉”右“彡”，是后来“酒”的本字，泛指粮食白酒。“酉”是盛酒之器，甲骨文中亦通假为酒字。 2，醴，甲骨文为左“酉”右“束”，指稻米酿制的浊甜酒。
醴，本为一夜酿成的米酒，所以“味至薄”。但商代的这种左“酉”右“束”的醴，则是用束茅过滤的米酒，质量和度数都要高于一般之醴。《周礼.春官》和郑玄对此的解释可作参考。 3，鬯（chàng），指用黍酿制的酒，为商王贵族之专用高档礼仪酒，以“若干卣”为计量单位，装入高级青铜酒器。鬯酒又分为秬鬯和郁鬯两类——秬鬯为黑黍酿制之酒；郁鬯则为和入郁金香草的香鬯。
《周礼》记载，制作郁鬯由专门的“郁人”负责调酒，在其之前有专门的“肆师”和“鬯人”分管制作香料和鬯酒。甲骨文中，有“鬯小臣”之官职；还记载，郁鬯有特定的铜酒器——捣筑郁草用玉石臼和杵；煮郁和鬯用盉；盛郁液用壶；贮郁鬯用卣；献宾用觯；品尝用爵、角，等等。妇好墓出土的多套酒具，当专为郁鬯之用。 4，果酒，如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酿酒作坊，出土了不少成罐的酿制果酒的原料，有桃仁、李核、枣核等，原当是鲜果或干果品，唯因果肉难以保存而仅见其核。
5，药酒，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酿酒作坊，亦出土了成罐的草木樨和大麻籽的制酒原料，草木樨能清热解毒，大麻籽能润肠通便，有祛风、活血通经功效，其仁浸泡酒可治骨髓风毒和大风癞疾等，由此推知当时制这类酒是视作药酒的。 五，河南安阳郭家庄、戚家庄、刘家庄，山东滕州前掌大等商代遗址，都出土了盛装含乙醇成分液体的青铜卣。
河南罗山蟒张天湖商遗址，出土了密封良好的青铜卣，为有果香气味的浓郁型香酒，每百毫升含甲酸乙酯8.24毫克。商代的酒，酒精含量达到15度应该不成问题。 六，商代，酒的消费量应该相当之大。《尚书大传》说，商代社会生活中几乎随处皆见酒，民间“族食、族燕之礼”，须“为酒以合三族”。《诗.商颂》说，祀神祭祖，则“既载清酤，赉我思成”。
甲骨卜辞载，求雨、求农业年成丰收于天神“五云”及山川自然神岳、河、夒等，要不少用酒；祭四方、祭祖先上甲等，仍旧亦需大量酒祭。 另外，商王宴飨方国来宾、军戎饯行、战胜献俘、封侯任官、养老教子，等等，都需以酒为礼。从商遗址出土来看，殷商贵族的居常饮食中，酒或为不可缺少之物。《尚书》的《无逸》、《酒诰》等均记载，商代祖甲以后各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