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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河南十大名人，着实让我犯了难，说实在的太难评选了，因为太多的名人的实力都不差上下。最后按照我的偏好，选出来了，供大家参考。 我的评选标准是：1、在世界和国内的影响力首屈一指 2、在各自领域有独创性或者是不可替代性 3、照顾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但给近现代时期以较大的权重。 结果我选出来了“先秦的老子；两汉的张仲景和张衡；盛唐的吴道子和杜甫；宋代的岳飞；明朝的朱载育；近现代的常香玉、邓亚萍和崔琦”。 另外，就“河南名人”这个概念界定上需要说明的几点是： 1、老子的籍贯在现在还有争论，但是愈来愈多的证据证明是在河南的 挂 县。而且老子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传播都是在河南洛阳及周围开始的。 2、杜甫的祖籍不在河南，但是至少从他爷爷开始，都已经在河南生活了。杜甫的成长离不开其生长地河南巩义市深厚地文化积淀，而且杜甫自始自终都深爱着他的故乡。平叛安史之乱之后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写下了《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一诗，表达了对家乡和人民的热爱之情，并主张马上回家乡，不幸的是他客死在回家乡的路上。他的孙子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尸体从异乡搬运并埋葬于出生、养育他的地方。 3、我本来想把宋朝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选进河南十大名人，但是河南是个出名将名相的地方，而且岳飞实在是太让人敬佩了，所以我把科技领域的一个本应入选的名人替代掉，换成了在将相领域同样杰出的人物。为了更好的体现河南的精英，此实在是无奈之举。 4、我给近现代以较大的权重（有三人入选），是因为河南不是仅仅在历史上辉煌过，而且在当今这个时代和世界，河南的精英同样堪称世界一流。一、哲学圣人——老子 老子是河南省 挂 县人，姓李，名耳，字伯阳，亦叫李聃，出生于春秋晚期，曾在周王朝担任守藏室之史的官职，积累了非常渊博的学识。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专程拜谒他，并称他是龙一样的人物。 大约在老子70多岁的时候，天下大乱，诸侯之间争夺地盘和权位的战争经常发生，老子辞官不做，打算找个地方隐居下来，平平安安地渡过晚年。他骑牛来到函谷关，守关的将军君喜把他留下来，请他作篇文章再走。老子就写了一篇专门讲“道”和“德”的文章，约5000字左右，书名就叫《老子》，又叫《道德经》。 《老子》这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讲“道”，下篇讲“德”，集中阐述了老子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老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道”派生出来的。 从“道法自然”的原则出发，老子提出了自已治国治世的政治主张。老子认为：人间的罪恶和战争，都是因为个人私欲引起的。他主张，对社会对人民，要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希望人人都能自然而然地依循“道”的作用对待各种事情，不要用个人的私欲和愿望来干扰“道”的自然运行。在《老子》这本书中，还有不少含有辩证方法的认识，如“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说明老子认识到矛盾转化、物极则反的哲学规律。 略论老子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世界影响〖作者〗杨丙安 老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以他为奠基人的道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千百年来，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儒学在人们意识深处所淀积的潜在影响，同时也由于我们对老子以及道家思想的重视和研究不够，致使一提起传统文化，就总是习惯地将儒学抬出来，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二者等同起来。这种状况，近年来所改变。陈鼓应教授的“道家主干”说可以说是起了震聋启目的作用。它不但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而且也激发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热情。于是众说 诅。喝 家主流说、道家主干说、儒道互补说，一派生动活泼的争鸣景象。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从伦理学的角度，在题为《正确认识和评估道家的伦理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州学刊》96年第1期)中谈过一些个人的看法。简单说，上述各说虽各有一定道理，但都是以偏概全，执一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形态上看，从内涵上看，都是多元的，而且是互补的。儒家思想的存在发展及其被尊为官方哲学，这不是谁的个人意志，而是古代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它是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宗法等级制的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东西，最适合这种社会的要求。墨、道、法诸家，虽都曾在短期内成为“显学”，但也最终为儒家所吸收。所以，儒学主流说不是妄谈，它反映的就是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但它不但忽视了道家和佛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而且还忽视了它自己的发展、改造和完善也正是由于吸收了道家和佛家尤其是道家的哲学世界观而后才完成的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道家思想，也就不会有儒学的最高形态——宋明理学。所以儒家主流说是见木不见林。那么，儒道互补说呢?它虽看到了道家，但却忽视了佛家。佛学虽是一种宗教学说，但它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却具有其深刻性和独特的价值。它虽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但它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文化艺术以及整个国民性格形成的影响是一点也不能低估的。但不要忘记它之所以能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生长点，却是通过道家思想的中介来实现的。如果没有道家思想，也就没有佛学的中国化。所以，我说中国的传统文是一个多元一体化的结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名著《中国科技史》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说：“无论如何，儒家和道家至今仍构成中国思想的背景……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如果我们可以像李约瑟那样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棵大树的根系就是道家，其主干就是儒家，而佛家则是依附在这棵文化大树上的枝叶。它们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溶合，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多元互补结构。道家思想既是这棵大树的深根，那么老子——作为道家的创始人和代表者，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处于哲学奠基人的地位，这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老子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所周知，我国古代有三大圣人，即文圣孔子、武圣孙子和哲圣老子。他们都具有世界影响，对世界的文明和进步都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若论其影响的广泛性，则轩轾立见。孔子固然圣明，他所创立的儒学即使在今天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但他的思想影响却主要只限在东亚一带，即所谓“儒学圈”。所以它的影响是有限的。那么《孙子》呢?他虽在唐代就开始走向世界，并在日本的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近代以来，它又越过大洋，到达欧美，并跨过高原，远至阿拉伯世界。美国人甚至还用它去指挥海湾战争。但若论其研究成果或论著数量，则去《老子》《道德经》甚远，《道德经》在世界上普及的程度仅次于《圣经》和《共产党宣言》，这远非《孙子》所能望其项背。就国内情况而论，据我所知，有关《孙子》的著述共约500种，而《道德经》据严灵峰《诸子知见书目》所录，就有1500种；而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则在1700种以上。国内情况如此，那么外文译著呢?《孙子》共约200种(其中日人著述约160种)，而《道德经》则有550种(其中日人著述约330种)，若将近十数年来的成果算进去就超过600了。而从其涉及的语种范围来讲，《道德经》也远较《孙子》为广。《孙子》只有十余种，而《道德经》则有20余种，除日、英、法、德、意、荷、俄等国外，还有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土耳其、印度，而且又有梵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世界语。其中除日文外，以英文和德文的为最多(英文本90。德文本78)。?《道德经》走向世界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只知道日本文明时代(相当中国明代嘉靖年间)的著名儒者清原宣贤有一本《老子经抄》，这是日本最早关于《道德经》的著述。以后就多起来了，而且涌现了一大批老子学者如林道春、僧泽庵、武内一雄、石田羊一郎和波多野太郎等。?《道德经》进入西方世界为时较晚，是在十六世纪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之后。据李约瑟的考证，最早的传本有三：一是十七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二是十八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傅圣泽的法文译本，三是十八世纪末德国神父格拉蒙特的拉丁文译本。近代译本当以1842年圣朱利安的法文译本与1870年施特劳斯的德文译本最为有名。至于思想影响，今举数例，以见一斑：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学者“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就特别立有《老君》的条目，并把老子描绘成一个 溢着伊璧鸠鲁精神的圣者，而这则正合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援引包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杰出命题在内的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去反对基督神学。虽然，当时，人们对老子还很不理解，甚至说他的书里充满了“奇怪念头”，但仍引起康德和莱布尼兹等哲学大家的注意，并对之投以“赞叹的眼光”。在黑格尔的心目中，中国古代只有一位哲学家，那就是老子。他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国哲学》中说老子的“道”乃是“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基础。”谢林也称老子哲学是“真正思辨的”，他“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尼采也曾把《道德经》比作“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尽是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大师海德哥尔目空一切，想推翻一切哲学结论，回到苏格拉底以前去重建其哲学体系，但苦苦探索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他理想的根据。最后却终于从老子那里找到了，那就是自然无为的“道”。他亲译《道德经》。并将“道”直译为Tao。而且说老子的“道”和希腊哲学中的罗各斯一样，都是反映世界本源的词，他还让其助手将《道德经》十五章“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的经文用汉字写在硬纸上，悬挂在他的书斋里。这说明他对老子是多么重视和入迷。前面提到的那位李约瑟博士更称自己是“名誉道家”。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其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也曾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著名美华裔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说老子的“道”同现代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定律”很相似。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的伟大命题也已为基本粒子与反粒子的发现所证明。这说明老子思想与现代科学是有相通之处的，同时也说明他的思想中包含有永恒的真理。这种情况，我们在东方也可找到例证。日本著名科学家福冈正信的“自然农法就是在老子“道法自然”这一伟大命题的启发下提出来的。他还说：如果我们早听老子的话，也不致使科技的发展对人类自然环境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位德国学者克诺斯培更说：解决我们时代的三大问题(发展、裁军和环保)，都能从老子那里得到启发。现在，人们在谈论传统文化的同时，已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综合创新和世界文化的整合上。但无论是综合创新或是整合，都离不开老子，因为，老子哲学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却蕴含着丰富的衍生现代文明的基因。而这也正是我们重视老子的根本原因所在。二、心忧人民的“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县）人，生于公元150年，死于219年，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人们尊称他为“医圣”。 张仲景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虚心救教肯于钻研，继承发扬了战国名医扁鹊的望、闻、问、切的诊病术，善于观察病情的微末，探知人的生死转机。在治疗疾病的实践中，提出了“治未病”的理论。就是要保持人体强壮，增加抵御外邪对人体的侵害能力。他一方面认真钻研《素问》、《阴阳大论》等医学著作，借鉴前人的宝贵经验；同时广泛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经验及参考名家医方，在临床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检验，晚年完成了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伤寒”即现在的《伤寒论》；“杂病”即现在的《金匮要略》。《伤寒论》共十卷，22篇，论述了外感热性病“伤寒”的病理、诊断、治疗和用药，确立了“辩证论治”规律。《金匮要略》共六卷，25篇，包括治疗学的总论和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产科、急救等40多科病的治疗方法。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一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 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 家 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他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临证诊疗专著。它系统总结了汉朝以前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凤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操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恼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 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目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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