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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的自觉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说是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四百年才实现的，但溯起渊源，魏晋则是文学自觉的开始。 　　“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广为学术界所熟知，是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Are for Art‘s Sake）的一派。”其实，这一说法最早是日本汉学家铃虎雄提出的。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先生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在书中，他说：“通观自孔子以来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进而形成只以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的文章是他在1927年9月在广州所作的一次学术演讲，因此，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大约是借鉴了铃木虎雄的观点，但由于当时铃木的书在当时学术界并未受到注意，故自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才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那么，“文学的自觉”应该如何理解呢？它包含哪几层意思？所谓文学的自觉，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学创作的自觉；二是文学观念的自觉。所谓文学创作的自觉，是指文学创作主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学的抒情性特点，并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所谓文学观念的自觉是指对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来指导创作。从这一点看，魏晋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魏，发展于西晋，而成熟于齐梁。就文学自觉的表现特征，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从学术中的独立及文学自身价值的发现与重视。秦汉时期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但是到了曹魏时期，文学独特价值则受到了重视，并且逐渐从学术中分立出来。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此处的“文章”，当然不全是指文学，但却是将诗赋包括在内的，这种将文学的价值提高到与经邦治国同等的地位，是前未有的。这说明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已被人们所认识。而在此之后，文学也逐渐摆脱了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独立，刘宋时期，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范晔作《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又有“文笔”之辨。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章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文学独特特征认识的深化。二是文学的体裁分类的细致化。文学体裁分类的细致，是对文学自身特征认识深化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各体裁文学体制及风格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在魏晋之前，尽管也有文体辨析的意识，但真正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于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将文学的体裁分为四类八种，提出“奏议宜雅，尚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是将诗、赋分为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分为33大类，萧统《文选》分为37类，文体辨析的细密，是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特征。三是创作上的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特认识。在魏晋之前，作家的创作个性特征不是十分鲜明，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性的欠缺，其作品在风格上往往是群体风格遮弊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到了魏晋以后，作家的作品则具有了浓烈的个性色彩与鲜活的魅力，创作上的个性化愈来愈明显。与此同时，理论上对作家的个性化也有了认识。曹丕《典论·论文》曾指出：“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指的是作家的个性气质，它是作家主体精神上的独特禀赋，决定着作家的精神品格与心理素质，正由于它是一种独特的禀赋，所以曹丕说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由此，他对建安作家的个性及创作风貌作了辨析，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这种对作家个性及创作风貌的辨析，也是前代所没有的。四是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文学之为文学，离不开文学的审美特性。这种审美特性，一是其情感特征，二是形式上的美感特征。魏晋之后，在文学的抒情与美感形式的追求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曾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这里“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正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表现出以情感为创作的中 　　心，以及用华丽的词藻表现作品内容的特征。此外，象曹丕所说的“诗赋欲丽”，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以及南朝四声在诗歌创作上的运用、用事与对偶的讲究，等等，都表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对形式美的自觉追求。 　　以上都是文学自觉的具体表现。 　　2、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展现了新的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五言诗创作的腾涌。五言诗是汉代兴起的一种诗歌样式，但是在两汉时期，文人创作仍主要集中于辞赋。到了建安时期，辞赋的创作仍然在继续发展，但创作中心则逐渐转移到了诗歌，尤其是五言诗的创作，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的高潮，从此奠定了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即说的“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这说明五言诗创作的兴盛是从建安开始的，从此五言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并在诗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2、开始了以乐府民歌为主向文人诗歌创作为主的转变。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乐府诗加以发展、改造，诗歌的个性更加鲜明。曹操的诗歌，其本上是乐府诗，但在曹丕、七子的创作中，已有许多非乐府诗，曹植的诗歌创作则逐渐完成了从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正始以后，作家的创作则完全具有了个人独创的面貌，而这一转变是在建安时期逐渐出现的。 　　3、建安风骨的形成。“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内在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而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可说是对建安风骨成因及其内涵的精确概括。 　　“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是在唐代才出现的，称之为“汉魏风骨”（也即“建安风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先出现的是“风骨”为一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出现，最初则源于魏晋南北朝时的人物品评。在《世说新语》中，即经常出现以“风神”、“风气”、“风骨”等来品评人物的术语，后来“风骨”的概念运用到了书法、绘画领域。大致而言，在书法上字写得有神韵、有生趣，便属于“风”的范畴。线条劲拔，有笔力，属于“骨”的范畴。在绘画上最早引入“风骨”的概念，始于东晋的顾恺之，后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其第一是“气韵生动”，第二是“骨法用笔”，前者近于“风”的范畴，后者属于“骨”的范畴。文学批评中运用“风骨”的概念，是从刘勰开始的。他在《文心雕龙》中专列“风骨篇”，指出：“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勰所说的风骨，就是既有感染力，又具有正直、高尚的思想感情，同时又通过刚健有力、明晰简炼、富有逻辑力量的言辞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学特征。实际上，刘勰并未直接提出“建安风骨”这一概念，但由于他在论述风骨时，多举建安作家为例，所以人们便以“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特征，到了唐代陈子昂在《修竹篇序》，提出“汉魏风骨”，而他的“汉魏”实指“建安”，于是“建安风骨”这一范畴便在古代文论中流行开来。 　　二、曹氏父子及其文学创作 　　建安时期，曹氏一门堪称文学世家，诗人很多。除了曹操本人及曹丕、曹植外，丕妻甄后，丕弟白马王彪，丕子魏明帝曹睿等都能诗。由于曹操、曹丕、曹睿为曹魏三代统治者，故沈约、王僧虔、钟嵘将他们并称为“魏氏三祖”。但以成就论，则曹操、曹丕、曹植最为突出。本节专论曹操父子三人。 　　（一）曹操 　　生平与文坛地位 　　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的家庭出身是微贱的，他的父亲曹嵩是汉桓帝时宦官曹操腾的养子，《三国志·魏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可知其先世社会地位不高。又说其汉相国曹参之后，则恐不可靠（陈华昌《曹操与道教及其仙游诗研究》一书有考辨，可参）。曹操的家庭出身，加上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使他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价值标准的束缚，他重视实效，崇尚刑名之学，在日常生活中也简易随便。《三国志·武帝本纪》云：“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云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世说新语》引云：“曹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也？‘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云：’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陈琳文中曾说他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好乱乐祸，剽狡锋协。”从个性来看，他的特点可说是生性机警，简易通脱。而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不固执，个性与感情能够直率地表现出来。这种个性当然也影响并体现于其文学创作。 　　曹操是政治家兼文学家，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表现在：（1）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与他的汲引罗纳有很大关系。汉末社会动乱，文士颠沛流离，分散各地，是他将他们吸纳到自己的身边，从而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如徐干、刘桢、杨修、邯郸淳、吴质、陈琳、应瑒、王粲等，无不是在他的感召与延揽下走到邺城的，邺下文人彬彬之盛的创作局面的形成，曹操实有力焉。（2）他在鼓励文人为他效力的同时，还勉励他们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如陈琳草具书檄，深得他赏识，“数加厚赐”，阮瑀受命作书与韩遂，亦受到表彰。（3）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兴盛。《文心雕龙·时序》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魏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而且他常常兴之所至往往要他人参与其事，从而形成了当时集体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因此，没有曹操，就难以形成当时文学繁荣的局面。 　　曹操的文学创作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的诗歌今存有20余首，数量不算多，但成就却很突出。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分为四类，即纪事，述志、游仙、咏史。 　　纪事类诗歌对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作了真实的反映，如《蒿里行》、《薤露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等。其中《蒿里行》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被明人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述志诗有的表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度关山》、《对酒》为代表。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囹囿空虚，冬节不断人。”还有的则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游仙诗则有《气出唱》三首、《精列》。《咏史》有《善哉行》三首其一等。 　　在艺术上，曹操的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曹操现存的二十五首诗歌全是乐府诗，这些诗歌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以及乐府民歌中常见的题材，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是他又对汉乐府民歌进行大胆的革新，因而富有创造性，这种革新，表现在一是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眼界较狭小，对重大事件较少涉及，而他则在乐府诗创作中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这就对民歌的传统有所突破。二是他虽沿用乐府古题，却又是以古题写时事，可谓是袭古题而不袭古意。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这是古辞内容，而曹操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时，又加进了求贤才的内容。《蒿里行》、《薤露行》，原是丧歌，崔豹《古今注》云：“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唏灭也。亦谓人死魂归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挽歌。”但曹操却用来写汉末时事。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在运用汉乐府这一形式时，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朱乾《乐府正义说：“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方东树也说他是“用乐府题目作作诗。”而这正是他对乐府的一大贡献。 　　第二，他的诗在风格上以慷慨悲凉为基调，语言上极为本色。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弊，满目苍瘐，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蒿目时艰，故其抒发情感往往慷慨悲凉，这也成为他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而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又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而是喜从大处着笔，厚重古朴，真实直率地坦露自己的胸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故钟嵘评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云其：“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陈祚明云其“跌宕悲凉，独臻超绝。” 　　第三，在体裁上，他四言、五言均有，且皆成就不凡，就五言而言，他是开建安文人五言诗之风气者，就四言而言，他则《诗经》之后复兴四言的大家。这是因为《诗经》之后，文人的四言诗很少出色者，他不是机械的摹拟《诗经》，而是在内容与情调、句法、词法均有创新，从而使四言诗在《诗经》之后又大放异彩。 　　除诗歌外，曹操的散文也颇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文风的特点是清峻与通脱，也即是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言辞锋利，用极简洁的形式与朴素的文笔，坦露自己的心境。最著名的有《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尉侨玄文》、《遗令》等。 　　（二）曹丕 　　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其兄曹昂早死，故其后来得以继承曹操的爵位。建安二十二年立为魏王太子，二十五年代汉自立，曹丕在政治上无曹操之雄才大略，但他羡慕汉文帝的无而治，即位后也有一些开明的政策，表明他力求做一个明君。他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是曹操之后建文坛的又一领袖。他的文学创作今存辞赋或全或残约30篇，诗歌据钟嵘《诗品》，说原有百余首，现存约四十首，另《典论》一书，今存二篇。 　　曹丕的诗歌，就题材而言，可分三类，一曰公宴诗，这类诗大多写游赏宴欢之乐，模写山水，往往与诸子同题共作。二曰抒情言志之作，三曰写男女爱情及游思妇题材。其中以第三个方面写得最好，也最有特色。其次，他的诗在体裁上比较多样，四、五、六、七言，杂言均有创作。第三，在风格上，曹丕的诗歌更多地具有清新流丽、细腻缠绵的特点，这一点与曹操的古直苍凉不同。所以清人沈德潜说他是“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的《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鹄南翔。含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佗方？贱妾梵梵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何梁。 　　这首诗的意义在于，一是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首文创作的七言诗。七言诗的形式，在曹丕之前，只有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但《四愁诗》每句中间加有一“兮”字，而曹丕此诗则完整的七言句式，因而他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尽管它还是句句押韵，音节不免单调，但却直接为后来七言诗的成熟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第二，这首诗情致凄婉动人，语言浅显清丽，音切和谐流畅，很能体现曹丕诗的艺术风格。作者将思妇安放在秋夜的背景上来描写，即景抒情，即委婉细腻，又凄恻感人。开头三句写秋景，以燕雁尚知时令以兴起女子对远行丈夫的怀念。“慊慊”二句揣度对方远游也必定思念故乡。“贱妾”以下五句写女子百无聊赖的思念情状。最后四句补写夜景，末二句感慨牵牛、织女隔河遥望，为他们无辜被隔离而叹息。这样景情结合，非常巧妙地表现了女主人相思别离的幽怨之情。全诗语言上平易清新，颇有个性特色。 　　曹丕的散文中，《与吴质书》与《又与吴质书》是两篇极富感情色彩的书信体散文，前者云：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顿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象这样叙述友情，悲伤亡友的文字，其情之浓郁感人，确是极为少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文人间的书信，愈来愈普遍的以精美的文辞写景，抒情以增强文学色彩，曹丕可说是开风气者。 　　（三）曹植 　　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