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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后，对巩固日本德统一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他生于1542年三河国（今爱知县）的岗崎城人，幼名竹千代。曾作为人质跟随战国大名今川义元征战南北。今川义元在桶狭间战役中死后，家康乘机独立，并转而与织田信长联合，发展自己的势力。1582年，织田信长被刺身亡，家康则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占有骏河、远江、三河、甲斐、信农五大国的大名。1584年，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家康大胜羽柴秀吉（丰臣秀吉）。但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家康向秀吉妥协，并通过与秀吉联姻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了统一大业，德川家康被封于关东江户城（今关东一带）。1596年家康被封为内大臣，五大老首席。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翌年德川家康进入伏见城本丸，成为事实上的执权者。 丰臣秀吉死后，五大老与五奉行虽表示诚心辅佐秀吉遗子秀赖代行政务，但各自心有打算。其实，丰臣秀吉死以前，他的近臣就已分成两派，以石田三成为首的文吏派和以加藤清正为首的强权派。德川家康与强权派关系密切，他积极地笼络人心，操纵派系对立，开展独占霸权的活动。 1599年，文吏派的干将、五大老之一，前田利家病死，政局均势被打破，形势有利于家康。1600年，家康以上杉景胜不从朝廷命令、图谋反叛为由，组成东军，攻打会津。此时，石田三成乘机与其他四奉行谋划组成西军，推毛利辉元为盟主，共同弹劾家康，并于7月攻下东军的据点伏见城。9月，西、东军先后进入美浓（今歧阜县）。15日，双方在东西4公里，南北2公里的关原盆地展开了激战。东军忠诚合作，战斗意志昂扬，而西军内部意见不统一，人心涣散，小早川秀秋又忽然倒戈，最终这场战斗以东军的胜利而告终。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安国寺惠琼等被捕，10月在京都六条河原被处以死刑；毛利辉元、岛津家久收拾残局回到自己的领地。 德川家康取得霸权之后，立即开展铲除异己、分封亲党的活动。多达88位大名被 “ 改易 ” 或 “ 除封 ” ，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只得到摄津、河内及和泉三地，成为收入仅65万石的“大名”。1603年，德川家康效仿镰仓时代的源氏与室町时代的足利氏，强迫朝廷封他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并将江户作为自己的据点，成立了幕府。当时的江户破旧败落，无法与本州西部各大名的封地相比。德川家康艰苦创业，苦心经营，在取得征夷大将军之后经过精心建设，终于将江户建设成足以与京城相匹敌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独占政权，削弱皇室的权利，江户幕府于1614年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不仅取消了朝廷对武官的任命权，并规定天皇的活动只限于从事学问。同时，为防止丰臣氏卷土重来，德川家康对身处富庶的大坂一带的丰臣秀赖展开了打击。1614年，他制造了“方广寺钟铭事件”，发动对大坂的进攻，并于次年占领大坂，迫使秀赖母子自杀，终于彻底清除了来自丰臣氏的威胁。 德川家康在执掌政权二年后，让位于儿子德川秀忠，隐居于骏河自己的老巢，遥控江户幕府。经过第二、三代将军的经营，江户基本确立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二、幕藩体制的确立 江户幕府的统治，将军是绝对的中心，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将军之下设有“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职。“大老”，为特别指任的执政官，具有较高的地位，但并非常设；“老中”，经将军授权直接掌管政务，一般由4至5人组成，轮流主持政局。“老中”的职责主要有皇室、公卿、大名事务的处理，全国财政、寺社的管理以及外交事务处理等等。为确保德川氏的统治地位，幕府对“老中”人选的选用非常谨慎，除考虑个人能力之外，与德川氏的亲疏关系也成为入选条件之一。据统计，整个江户时代共有“老中”143人，其中“御家人”、“谱代大名”等与德川氏关系密切的人占据了95％左右， [1] 足见德川氏为维护统治用心良苦。“若年寄”也参与政务，分掌旗本、御家人及江户市政。“若年寄”的人选也大多出自德川氏亲近。“老中”下还设有许多职务，如江户奉行、寺社奉行、勘定奉行等等，他们管理江户一带的政务、司法以及全国寺社、财政等事务。 幕府的监察机构有“老中”下属的“大目付”与“若年寄”下属的“目付”，监视上至“老中”下至一般武士的行为。幕府的最高司法机构为“评定所”，由“老中”、若年寄、三奉行、大目付、作事奉行等人员组成，审议一些涉权范围较大的案件。 幕府的军事机构由直属御家人、旗本及各藩与所属武士组成，重要的城市由“定番”轮流守卫。有重要的战事时，各地的大名就是军事统领，他们有对幕府担负军役的义务。但总的来说，全国大名的兵力无法与幕府的军事力量相抗衡。 幕藩体制是德川家康以来建立的统治模式，“幕”即位于江户以将军为中心的幕府，“藩”即由幕府任命的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大名”。幕府把持中央的大权，地方上的藩政则交由“大名”来管理。“藩”的统治机构也与幕府机构基本相似，但大名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利。这并不代表大名对地方藩政的完全掌握，大名的权利首先要以对幕府的绝对支持为前提，幕府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度规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属武士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利用各种手段削弱大名对幕府的对抗力，确保大名既能管理好地方事务，又不会威胁到幕府的统治。 首先，幕府以亲疏关系将大名们划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类。“亲藩”就是将军家的亲属大名，与德川家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尾张德川家、纪伊德川家、水户德川家，被称之为御三家；“谱代大名”是指在关原之战以前就历代服侍于德川家的家臣，在江户幕府成立时共有68家，分别称之为安详谱代、冈崎谱代、骏河谱代；“外样大名”，是关原之战后新臣服的大名。与德川氏关系密切的大名被安排在江户的周围，外样大名被封往边远地区，并定期到江户参观。许多大名由此耗去大量财力与精力。幕府还规定一藩只能保留一座城堡，其余全部拆毁。 大名的统治结构与中央幕府基本相似。如“家老”相当于幕府的“老中”，藩下各町也派“町奉行”驻守，也设有监察官“大目付”等等。大名向下直接掌管农民，征收租税，向上则承担各种公役和军役，如修建工程，战时组织军事力量等。 这样，将军通过领地的分封与俸禄的提供，与各地大名、武士结成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大名及其下属武士、家来则向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义务。大名与其下属也结成相似的关系。因此，全国大名虽然呈现割据状态，但由于将军及幕府的绝对支配地位，幕藩体制安全运行了两个半世纪。 为进一步牢固幕藩体制，幕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前述的《禁中及公家诸法度》，限制皇室的权利及活动范围，同时对大名及武士也实行严格控制。1615年，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令》，规定了大名及武士阶层的活动准则及对幕府的义务。《武家诸法度》共分13条，内容包括大名、武士的生活规范，如服制、乘舆制度、婚姻制度等；生活方式如勤俭、禁止群游群饮、修炼“文武马弓之道”等；对上义务方面，首先是要定期到江户参见将军，其次不可隐瞒包庇任何有违于幕府法制的行为与人，禁止修缮新城等。《武家诸法度》要求各地大名与武士严格遵守，若有违反，就要被处以幽禁、没收领地，甚至赐死。 1635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期，幕府任命名儒林罗山主持，对庆长版《武家诸法度》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将原有的13条法规扩充为19条，并进一步规范了大名的义务。特别是严格规定各地大名、小名必须隔年到江户拜见将军，即一年驻守领地，一年执勤幕府，回领地期间大名的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这就是著名的“参观交代”制度。“参观交代”制度一方面限制了大名的政治活动，一方面由于参观的巨大开支，牵制了大名的财力，削弱了大名对幕府的抵抗。幕府由此加强了对大名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其统治地位。 幕府实行幕藩体制的统治方式，其根本支柱是严格的不可僭越的等级身份制度。为实现少数武士对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及“町人”的统治，所谓“士农工商”的身分区别被不断强化并固定下来。“士”指武士阶层，“农”指农民，“工”、“商”差别不大，指商人与手工业者，他们被统称为“町人”。在这四个阶层中，武士的地位高高在上，他们修习武艺与学问，佩戴双刀，一把用于杀敌，一把用于自裁（剖腹）。假如农民与“町人”有“犯上”的行为，武士有权不经过上级而直接将他杀死。与武士相反，农民、“町人”等平民的地位相当底下。幕府对农民的劳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极力诈取其全部的剩余劳动；由于幕府“重农轻商”政策的限制，“町人”的活动也受到多方限制。平民不能象武士那样拥有姓氏，遇到大名出行等场合，必须伏地跪拜，不能抬头。另外，在各阶层内的等级制度也十分严格，如武士又分为“侍”、“徒”、“中间”等级别，徒以下的武士遇到上级，也应伏拜路旁。农民中有“持高”农民与“无高”农民之分；町人也有复杂的门第与身分差别。在四民之下的还有秽多、非人，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统治阶级中的皇族、公家、僧侣与神官不属于四民之列。 幕府就是这样严格地铸造起等级身份制度的铜墙铁壁，以保证其阶级统治顺利进行。 三、禁教与锁国 江户幕府成立后，虽然德川家康曾通过各种途径要求与明朝恢复国交，但由于明朝政府对丰臣秀吉的侵略言行记忆犹新，加上国内政局不稳，对此反应不甚积极。幕府又企图利用再开“勘合贸易”、将贸易区移至琉球、将琉球十年一贡制改为一年一贡制等措施实现对流球的控制，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 在这期间，日本与朝鲜关系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的外交努力得以改进，1609年，两国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与贸易关系。而对于琉球，德川家康则以琉球亲明为由，出兵琉球，迫使其从属岛津藩。 德川幕府与南洋各国之间实行“朱印船贸易”制度。庆长年间朱印船的触角深及暹罗、吕宋（菲律宾）、交趾（越南中部）、东京（越南北部）、柬埔寨、西洋（澳门）、安南等19个地方，而到了元和（1615－1623）、宽永（1624－1643）年间，朱印船贸易的港口就集中到了高砂（台湾）、东京、暹罗、吕宋等7个地方。在往来贸易的同时，日本人在所到国当地建立起的贸易驻地——日本町。 16世纪的世界海域一直被旧教国葡萄牙、西班牙所控制。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摧毁后，葡、西两国的东亚海洋贸易遭受到了来自新教国英国、荷兰的挑战。葡萄牙人数次在幕府面前攻击英国与荷兰，德川家康不以为然，反而对英、荷贸易产生极大的兴趣。经过激烈的竞争，葡萄牙、西班牙在东亚贸易战中败给英国与荷兰。由于对中、日贸易的苦心经营，荷兰又逐渐取得了贸易的优势地位，到17世纪20年代，荷兰成为西方独占对日贸易的国家。 在国内，幕府对外来宗教尤其是对天主教的发展越来越警觉。德川幕府建立初期，因贸易的需要，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采取默认的态度。天主教势力得到很大发展，参加者从平民到武士甚至大名诸侯一应具有。他们结成坚强的组织，宣传上帝的权威与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与幕府的“神国”思想及等级身份制度相违背；加上新教国家英国与荷兰因贸易的竞争关系，对天主教支持国西班牙、葡萄牙不断进行挑拨，幕府愈来愈感觉到对天主教进行镇压已刻不容缓。 1612年，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击沉一艘葡萄牙商船，为讨封他的肥前旧领地，有马氏向德川家康近臣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行贿，但事情未获成功，有马向本多正纯追问，冈本大八受贿事发，被本多囚禁。在狱中，冈本又揭发有马晴信谋杀长崎奉行。幕府以谋杀、受贿罪且两人均为天主教徒为由，赐死有马，火刑冈本大八。并以此为契机，断然发出禁教令，宣布幕府直辖都市骏府、江户、京都、长崎等地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并要求摧毁域内所有天主教堂。1613年大久保忠邻被任命为“伴天连追放总奉行”，进入京都，负责摧毁京都的教堂，流放天主教传教士，并强迫那里的天主教信徒“改宗”。1616年，幕府命令岛津家久消灭领内“百姓以下”一切天主教活动，禁教的重点由清除外国传教士活动转向对国内一般教徒的迫害。1622年发生了著名的“元和大殉教”事件，西班牙等外国传教士、日本教徒及朝鲜、中国人55人被集体屠杀。幕府还采用“踏绘”的手段搜查信教民众，一旦被幕府发现，信徒就被处以游街、拷打甚至竹锯、火刑等各种残酷的刑罚。许多教徒被迫改宗。 九州肥前的岛原与天草，是天主教在日本的发祥地，自1634年以来两地天灾不断，幕府却一再逼交租税，并对信教民众展开残酷迫害。两地人民忍无可忍，推举16岁的少年天草时贞四郎为首于1637年发动起义。参加起义的群众很快发展至3.7万人，包围了岛原城。农民、浪人武士、天主教徒是这次暴动的核心。幕府紧急调动兵马，令执勤于京都的西南藩主回国镇压起义。双方僵持了数月，天草军终因长期困守，弹尽粮绝，被幕府军镇压。天草时贞四郎战死，被俘民众全部被杀害。岛原起义是一次以宗教为号召口号的农民起义运动，一方面冲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更引起了幕府对外来宗教的恐惧，为全面锁国埋下了伏笔。 伴随着禁教的展开，幕府逐步加紧了锁国的脚步。早在1616年幕府就下令除明船以外的外国商船只能在平户、长崎两港停泊。1620年，禁止日人随外国商船出海并输出武器。1622年“元和大殉教”之后，驱逐葡萄牙、西班牙人出境及禁止入境通商。随后幕府分别于1633、1634、发布第一、二次“锁国令”，在进一步驱逐境内的天主教势力的同时，严格限制对外交往与贸易，宣布只有经过特许的船只（奉书船）才能出海。1635、1636年又接着发布第三、四次“锁国令”，禁止一切船只驶往海外，海外归侨、葡、西混血子女一律处死等。1639年幕府发布第五次“锁国令”，全面限制一切外来船只。规定只有中国、荷兰的船只才能与日本通商，且通商地点限定在长崎一港。朱印船贸易被禁止，幕府垄断了所有对外贸易。1715（正德五）年，幕府发布《正德新令》，限定每年来航的中国船只不能超过30艘，银6000贯；荷兰商船限定2艘，银3000贯。 这样，日本经过数十年的禁教锁国运动，一步步关上了国门。日本对西方的开放如惊鸿一瞥，立即转入对本国文化的咀嚼与对民族产业的经营上。 第二节 江户时代经济的发展 一 、封建领主制经济发展状况 江户时代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为农民。基本的生产关系为各藩领主直接控制广大农民，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块世袭土地，并交纳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和贡米。这种被称为“本百姓”的自耕农，是德川幕府时代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农民的年贡。因此为保证大米等粮食的供应充足，幕府千方百计提高对土地产量的剥削，不断地变换租税收取制度，提高农民上税的份额，对农民的搜刮几乎到了使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为防止农民从土地上流失，严禁土地的永世买卖。同时为了防止农村生产、生活的商业化，1650（庆安三）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庆安告谕》，禁种经济作物，提倡节约。并通过改革币制、强制捐献、垄断专卖等形式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商品经济还是在农村出现了，农村的生产力程度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开始有了年贡之外的剩余产品。这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富农、地主雇佣贫雇农进行土地的耕种，同时在农村开设手工作坊，进行商品的经营，牟取更大的利益。乡村商人统包农民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销往外地。同时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农村，他们向农村收购产品，牟取利润。封建领主出于生活与财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励农民进行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产生了农业特产区，如棉花生产集中在畿内和东海地区，养蚕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地区。这样的地区性特色农业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机。米、棉、油等农产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为商品出售。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冲击。 农村经济作物的生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从17世纪末开始，农村手工业成为手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农村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上交给幕藩的租贡和农民的剩余品都向货币趋势发展。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为解决复杂的财政生活需要，各幕藩开始实行初期专卖制，并开始经营地方性特色手工业。一部分农民在商业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新兴的阶层。经过商人的活动与幕藩的经营，各地手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业的主要产地有：京都西阵、九州博多的丝织业，大阪附近的棉织业，越前、美浓的造纸业，滩、池田、伊丹的酿酒业等等。 由于各产业的发达与“参观交代”制度的影响，交通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呈反射状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东海道、经信浓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县）的甲州街道、去往奥州（今东北地区）的奥州街道与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称为当时的“五街道”。由于运送大米与物质的商船的增加，航运事业也逐渐发达起来。 随着各产业的发达，城市的发展进一步繁荣。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毁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国一城”。幕藩的领主将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围，并召集手工业者、商人也聚集到这里，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础上慢慢发展了城市的规模。到17世纪末，全国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江户为例，不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据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有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大坂为当时商业的中心，有“天下的厨房”的美誉，江户时代在这里形成了全国市场的中心，活跃在城市的町人与进出大坂的商人使大坂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仅次于江户。另一个繁华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纪初城内外人口达到36万左右。 城市的兴盛使商业更加繁荣。为保证商业的利益，批发商门组成同业公会，不断地积蓄起财富，出现了大坂鸿池、江户三井等大商人。 与城市商人相应生辉的是农村商人的崛起，他们以农村为据点，展开了与城市商人间的竞争。 三 、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江户是最大的全国消费市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满载大米、酒类、盐、手工制品在江户港停泊。这些产品除了一部分为上交给幕府与藩主的租赋外，一半以上为进入江户流通市场的商品。以大米为例，送到江户的商品大米由米批发商卖给销售商，经“舂米屋”加工后直接送往市场销售，在嘉永（1848－1853）年间，仅江户城就有这样的“舂米屋”2700余间。 在大坂，于1697（元禄十）年，开设了堂岛大米市场，1730年，堂岛米会所成立，下设“正米商内”与“帐合米商内”。“正米商内”负责米券的发放，“帐合米商内”则进行相当于期货交易的证券买卖活动。每年有100万石以上来自畿内、九州、四国甚至东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称为“藏屋敷”的仓库中，米商用购买的“米切手”（米券）兑换大米运往大坂堂岛米市场进行销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场也在形成。幕府为稳定米价，曾于1754年下令解除对造酒业的限制，兵库县滩地方、摄津的伊丹、池田都成为著名的酒产地，兴盛的酒制造业还吸引周边百姓参加劳动。另外，盐的产地主要是濑户内海沿岸诸国。17世纪，这里出产的盐占全国盐市场的九成以上。 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商品生产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强。例如秋田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就来自藩外的大坂。这种生产方式打破了藩与藩的界限，使商品生产的市场日益扩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把农民卷入了商品生产的环流。农村不仅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时也成为简单加工业的工厂。商人会向农民统购一定的手工产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费；地主富农开设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等等，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这样，全国各地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逐渐出现。 19世纪初，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在农村，地主富农开设酿酒、酱油等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如棉纱、织机等，组织劳动力生产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场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江户时代上层社会穿着的华贵衣物和市民们消费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阵的手工业工场。工场除了平织机之外，还拥有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高织机”。西阵的丝织工场在18世纪达到极大的规模。1730年6月京都西阵织造工场遭受大火，损失织机3012台，而这个数字只是全部织机的一半，恢复后的工场，织机数量仍然达到2500余台，可见当时西阵织造工场实力之强。除了酿酒、丝织，其他行业也相继出现了手工工场。 商品经济冲击着封建领主经济结构， 促进了生产关系和农村的阶级变化。首先，出现了一大批豪商，他们利用商品经营中获取的利润，投资于土地垦殖和河川治理，成为拥有商品、钱庄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们把资本转化为土地，再通过租佃关系剥削农民，转过来又用地租投入商业活动；其次，农民中也发生了分化，大批小农失去土地，沦为租佃农。小农的破产，从根本上动摇了幕藩体制。正是这种生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推动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动。 第三节 幕藩体制的动摇 一、幕府统治的腐败 17世纪后半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势不可挡，封建经济日渐显露危机。幕府在这样的挑战下显得无能为力。与商人的崛起相应的是下层武士生活日益贫困，幕府采取减免武士债务的办法加以挽救，但仍然阻止不了社会发展对武士造成的冲击。不满的武士连续发生数起反幕事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的危机。 在幕府内部，由于挥霍无度，奢侈成风，加上对新的经济形式的冲击缺少把握，幕府的财政逐渐陷入危机。对此，幕府一方面加紧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对农村提高年贡额，享保年间的农业税取消按年收成丰歉程度课税的旧例，税率由农产品总量40％升至60％。 另外还进行提前征税，有的甚至提前三年征税。对于富农，同样征收各类摊派。另一方面，还加紧对城市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压榨。如通过发行成色较低的货币，引起物价的高涨；垄断某些特产品买卖；而大商人又与幕府相勾结，通过各种手段，将负担转嫁给下层市民，造成城市贫民生活的贫困。城市贫民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 二 、武士的贫穷与商人势力的抬头 从17世纪后期开始，幕藩的财政连年出现赤字。为维持财政，各藩大名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减少家臣俸禄。家臣、武士得不到维持开销所需的俸禄，生活陷入穷困。为了生计，武士们只得用自己的俸禄、官爵、领地最为抵押向商家典当、借款。有的武士无法偿还到期的高利贷，沦落到上街乞讨的不堪境地。 对于武士的窘迫境地，幕府也曾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决，如发布法令，宣布不接受商人关于武士借债不还的诉讼等等。但整个武士阶层，特别是中下级武士的贫困已是不可挽回的趋势。 与武士的贫困相反，城市商人势力的发展却蒸蒸日上。城乡批发商、高利贷者聚积了大量的财富。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坂、京都、江户地区聚集了许多巨商，如鸿池、住友、三井等。鸿池一家的收入就相当于10个藩的收益。为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大商家还结成批发商公会，形成全国性的同盟，开始运行全国性的商业经营。伴随着武士的没落、商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旧有的封建等级身份制度开始受到冲击，走向反面。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动摇。 三 、农民与市民的反抗运动 封建统治危机使幕府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在封建领主压迫下的农民因不堪忍受沉重地负担，集结在农村共同体组织下，向领主请求减少年贡与课税，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越级上告。当他们的愿望没能实现时，往往忍无可忍，采取武力斗争的手段。据统计，享保（1716－1735）年间发生农民起义90次，天明（1781－1788）年间发生114次，天保（1830－1843）年间则发生了近160次。以天保年间为例，农民起义的频率为平均每年11.21次，仅1836年一年就达到了67次。1842年，反对清丈土地的近江农民起义的人数达到4万人，给幕府以沉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城市中受到幕藩领主与城市大商人双重压榨的城市贫民，成为动摇幕府统治的另一支力量。1675年，江户市民由于米价上涨，向町奉行展开请愿活动，要求借米，获得成功；1732年，发生大饥荒，米商与幕府勾结，囤积米谷，乘机高价出售，引起市民的愤慨。次年1月，进而市民发动了暴动，捣毁米商住宅和仓库，捣毁财务，撕碎帐簿等。1837年，在大坂发生了著名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市民暴动。暴动队伍走上街头，烧毁店宅，分取店主的财物。这一发生在经济中心大坂的暴动极大地震撼了幕府。在这之后各地的市民斗争风起云涌，撼动了幕府的统治。

宁夏、青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多有战争。一旦战争爆发，陕西就是集结士兵粮草辎重的地方。比如清朝康熙年间，大将军王和年羹尧两次西征，都是都是将陕西作为囤积战略物资的后方的。

贵州 《史记·索隐》载：“荀悦云：夜郎，犍为属国也。” 《汉书·地理志》：“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应劭曰：故夜郎国。……）县十二：道、江阳、武阳、南安、资中、符、牛、南广、汉阳、存阝邬、朱提、堂琅。” 从历史书籍看：一是《华阳国志·蜀志》、《汉书·地理志》明确写上夜郎地域在犍为郡内，而武帝建元六年所置的犍为郡里的“故夜郎国”并不临江。以后建的郡是平头兰和南夷建的，后又从犍为郡里分出部分县给郡。这样，排除了夜郎临江的可能性。二是《史记·索隐》明确指明夜郎是“犍为属国”，《续汉书·郡国志》进一步指明“犍为属国”治朱提，领朱提、汉阳二县，将所处位置缩小到昭通和赫章两地。三是《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大辞典》、《现代汉语词典》将夜郎古国收缩在“贵州西部”。因此，历史充分证明了夜郎古都在今天的赫章县。

四川省绵阳市丰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谷酒业）座落于自古有“蜀道明珠，富乐之乡”美誉的四川省绵阳，[1]古称绵州。绵州自古盛产美酒，其中有历史文字记载考证可追溯到公元212年的富乐烧坊。据《三国志》和《方舆胜览》记载：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2年），刘备入蜀，益州牧刘璋迎至绵州，二人煮酒百日论天下。刘备畅饮美酒后称赞“富哉，今日之乐乎！”清朝康熙年间 （公元1700年）陕西酿酒大师王发天入川至绵州，合并当地多家酒坊，在传承千年富乐烧坊酿酒工艺的基础上，结合所携“汾、 凤秘技”潜心钻研数十年，于绵州丰谷镇创立了“丰谷天佑烧坊”。解放后更名为国营绵阳市酒厂，2001年改制更名为四川省绵阳市丰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东汉富乐烧坊到丰谷天佑烧坊，直至今天的丰谷酒业。在绵延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丰谷人遵循着“古法酿造，始终如一”的古训，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生态白酒的酿造。

解放后更名为国营绵阳市酒厂，2001年改制更名为四川省绵阳市丰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东汉富乐烧坊到丰谷天佑烧坊，直至今天的丰谷酒业，在绵延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丰谷人遵循着“古法酿造，始终如一”的古训，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生态白酒的酿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