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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江浦的近代衰落
进入近代,清江浦逐渐走向衰落,并因此淡出了今人的视野。清江浦的衰落,首先表现在人口的锐减。乾隆四十年(1775)清江浦人口高峰时曾达54 万人,到宣统三年(1911)清江浦人口已不及10 万人,1949 年解放时,清江浦的人口仅剩3.6万人。其次,近代清江浦的衰落还表现在城市经济的萧条和贸易的萎缩。近代以前的清江浦“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比数十里不绝”,到清末民初,“逮海道大通,津浦筑路,舟车辐辏,竟赴捷足,昔之都会遂成下邑”。《民国续纂清河县志》对比清江浦的前后状况,曾发出“俯仰数十年间,有风景不殊之感焉”这样的感慨。进入民国以后,清江浦仅是苏北一个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地。最后,近代清江浦的政治地位也在下降,主要表现在驻浦机构的裁撤和级别的降低,清末停废的驻浦所局有20 多个,到1904年漕运总督也最终裁撤。交通削弱近代以前,中国的交通运输主要靠运河,清江浦也正是因此繁盛一时。而到了近代,随着铁路的引进,运河运输被取代,运河沿线城市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清朝后期,黄河再次改道,运河的泥沙淤塞日益严重,清政府忙于战事,无暇顾及河道疏通。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占领南京,运河漕运就此断绝。19世纪70年代,轮船招商局承包所有江南漕粮运输,全部经由海运,清江浦漕运中转站地位失去,客流量大大减少,商业活动日渐衰微。清政府大量裁撤驻扎在这里的官僚机构,原本赖以存在的许多消费性行业走向了萎缩。随着漕运的衰废,政府对这里的重视程度也大为降低,原本漕运、河工、盐务带来的大量的工作机会也因而丧失了。1874年年底,日本侵占台湾。李鸿章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并请先造清江浦到北京的铁路,以便南北交通。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恐难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由此可见修铁路的阻力之大。后来薛福成、马建忠、刘铭传、张謇等多位清朝官员提议修建至清江浦的铁路,均无果而终。1912 年11 月,津浦铁路(天津至南京浦口)全线通车,绕过了清江浦,给清江浦赖以仰仗的运河运输以致命的一击,作为漕运枢纽的清江浦的交通区位优势至此几乎完全丧失。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规划两条铁路线经过清江浦,却一直束之高阁。自然灾害清江浦及其周边地区,明清以来一直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带,洪灾、旱灾均时有发生。淮河在1921年和1931年先后两次发生全流域型的特大水灾,人口死伤无数。黄河也先后于1935 年和1938 年两次决口,其中后一次是国民党政府为阻滞日军进攻而故意炸毁花园口大坝,人为地制造了一场灾难,使黄河泛滥长达9年。近代每一次自然灾害对清江浦及其城市腹地的破坏都是巨大的、灾难性的。以1906年夏秋的洪灾为例,是年淮河流域出现特大洪水,端午之后,大雨连下10天,其后断断续续一直下到了中秋,清江浦一带几成泽国,米价飙升。加上受海水漫滩的影响,苏北滨海地区的农民纷纷逃难至此,至8月底,难民已有60万人。后在华洋义赈会的帮助下,地方政府才勉强平息了难民潮,但仍造成了三万灾民的死亡。经济结构崩溃清江浦发展的主要因素也不是靠腹地的支撑,而是依赖于地缘优势和政府的优惠政策。作为清江浦城市腹地的农村地区,晚清民国时期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南宋以来两淮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农业自然环境恶劣,这里的农业经济过早地衰落了。手工业方面,纺织业也过早衰落了,民间手工业尚可称道的只有酿酒业和榨油业,但大多规模较小,带有很大的区域性。城市腹地环境的恶化,农村经济的过早凋敝,使得清江浦发展缺乏相应的腹地支撑。清江浦在明清时期主要是依靠漕运和河工发展起来的,近代以前的清江浦,由于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政府在这里有大量的投资,高官进驻,商贾云集,清江浦因此发展起各类以这些人为对象的服务业,成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但城市生产部门却极其微弱,其官营手工业———因漕运而兴起的造船业,却早在清乾隆年间已随着漕船厂的裁撤而没落了。清江浦缺乏自身的城市产业基础,生产部门不发达,这种缺少自身产业基础的繁荣难以抵挡突如其来的变故。在运河淤塞、漕运衰废,交通路线和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城市单一的经济结构在社会转型时期又缺乏应变的能力,其走上衰落自然不可避免。居民心态异化封建政府的力量一直对清江浦的经济兴衰有着极强的影响力,使得清江浦及其附近的居民对封建政府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许多老百姓出现盼望黄河再次决口的畸形心理,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河流再决口,政府兴修水利又可以给予他们以工作机会了,所以居然把洪流当作“德水”。以往遇到灾害,封建政府因这里是漕运重地,为了安抚民心,通常会在赈济之外还会进行蠲免,以至于使那些平时积欠田赋的农民希望出现自然灾害,好让政府免除自己平日里积欠的田赋。除了思想上的依赖心理外,居民观念上的保守也是影响清江浦发展的原因之一。1906 年上海人顾馨一投资创办大丰盈记面粉厂,有磨机12台,每年可产面粉60万包,这是清江浦地区少数几家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企业,然而,到1909年该厂停产,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的居民思想陈旧,视机面为“洋面”,觉得不如本地面好吃,使得该厂所产面粉销售困难。近代清江浦一带的居民“民俗又乐安居,惮远行,中家以上皆仰食于佃户,游手贫民则皆次生于漕河盐筴”,这种保守的心态、闲散的生活方式在深层次上阻碍了清江浦的发展。战乱波及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占领南京,导致了漕运的没落。而之后的捻军焚城,更是给了清江浦致命的一击。清咸丰年间,灾荒不断,农民起义。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北方兴起了捻军。1860年2月初,捻军李大喜部自宿迁、桃源东下,清江浦失守,大小官员逃走,捻军在城内进行了屠杀和焚烧,清江浦二十里长的繁华街市被彻底焚毁,大火三日不绝,城内财物被洗劫一空。1861年和1862年,捻军刘天福部、李成部又相继来清江浦威胁,豪门为之战栗,“人民惊走,闾里为墟”。辛亥革命中,驻扎清江浦的清军十三协士兵发生哗变,地痞流氓乘机抢劫,并打开监狱释放囚徒,一时间地方上陷入混乱,地痞、囚徒、溃兵在城里到处抢劫。据事后统计,仅提署库存现银即有二十六万两被洗劫一空。大批溃兵在抢足了财物之后纷纷离去,而一些地方恶棍又乘机劫夺落单溃兵的不义之财。近代以来,苏北地区许多百姓因为灾荒落草为寇,所以清末民国以来苏北地区一直是土匪活动猖獗之地,而民国时期清江浦附近的匪祸就很猖獗。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地方军阀对地方的敲诈和掠夺也给清江浦带来了灾难。从1916年秋开始,直系军阀马玉仁部前后驻浦九年,马部驻浦期间正逢这一地区匪患猖獗之时,马玉仁的军队虽系正规部队,却经常被土匪打败。马部剿匪无方,却常常以剿匪为名向百姓勒索钱财,弄得清江浦一带民不聊生。军阀混战也经常使城市的发展笼罩在战争的威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