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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安风险等级
自2022年11月18日23时,西安市疫情高风险区域如下: 高风险区(230个) 未央区(48个) 未央区未央湖街道长庆湖滨花园35号楼1单元 未央区徐家湾街道电梯厂家属院3号楼2单元 未央区徐家湾街道天鼎花园西区2号楼2单元 未央区汉城街道郭家社区世融嘉轩小区6号楼2单元 未央区草滩街道兴隆苑小区14号楼 未央区大明宫街道刚家寨社区刚家寨商业街中巷西排 未央区张家堡街道南康新村(北门入口通道起,东边缘至226号楼、166号楼、220号楼、270号楼、237号楼、106号楼,南边缘至106号楼、篮球场边缘、321号楼、316号楼,西边缘至377号楼、西主街181号楼至226号楼合围区域) 未央区大明宫街道泰和居小区27号楼 未央区草滩街办华山分厂社区华山分厂小区40号楼1单元 未央区汉城街道庞马村北二巷 未央区未央宫街道汉景苑社区沣景园C区6号楼4单元 未央区大明宫街道先锋社区先锋花园北区2号楼 未央区徐家湾街道九如御社区九如御6号楼1单元 未央区汉城街道玉丰村南玉丰南巷中段 未央区草滩街道兴隆社区兴隆苑小区8号楼 未央区徐家湾街道碧桂园天悦7号楼1单元 未央区未央湖街道芸辉社区雅荷度假山庄A14栋 未央区未央宫街道汉都新苑C区20号楼 未央区汉城街道蔡家社区世融嘉境小区3号楼 未央区汉城街道扬善村中街东段 未央区汉城街道扬善村商业街西段南一巷 未央区未央宫街道董家社区海璟台北湾南区3号楼 未央区草滩街道长乐东苑第二社区长乐东苑C区7号楼 未央区草滩街道时间城社区时间城东区9号楼 未央区草滩街道时间城社区时间城东区7号楼 未央区未央湖街道老洼滩社区香格里拉尚城30号楼 未央区张家堡街道邮政路社区邮政小区高层2号楼 未央区未央湖街道北钱村翰林北苑5号楼 未央区未央宫街道汉都新苑B区19号楼 未央区徐家湾街道北辰第三社区A3号楼一单元 未央区草滩街道长乐东苑第三社区奥达文景观园15号楼2单元 未央区未央宫街道青门新区社区文景路14号市政二公司1号楼1单元 未央区辛家庙街道辛家庙社区安城御花苑B区14号楼1单元 未央区汉城街道楼阁台村西二街东巷 未央区纬二十九街社区广丰花园1单元 未央区草滩街道兴隆社区兴隆苑小区6号楼 未央区草滩街道兴隆社区兴隆苑小区9号楼 未央区未央宫街道汉都新苑社区汉都新苑小区C区7号楼 未央区辛家庙街道新房社区新房绿色家园南区南主楼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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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乐陵地名来历新说从乐毅到乐陵侯史高 秦时明月汉时城
我的家乡——今山东乐陵市,历来有“始设县于西汉”之说,即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并且其地名来历,一直争说不休,其中一例即认为:“乐陵”一名源于汉宣帝时一位名叫史高的外戚高官,甚至有人称乐陵城南五里冢遗址为史高墓,此说有一定影响,但是结合秦代出土封泥和查征历史文献资料基本可以断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乐陵地名来历非但不是源于西汉乐陵侯史高,同时乐陵设县之起点也非源于西汉。 据最晚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土的秦代封泥“乐陵”、“乐陵丞印”可知,至少在秦朝统一版图上已有乐陵县,当从属于济北郡。由此上推,乐陵既然在秦朝时即已置县,那么其来历又如何呢?对此,唐代地理志《元和郡县志》有所表露: 这是对乐陵城起源于公元前284年乐毅伐齐之际最早最权威的记载;当然,民国年间较有影响的地名书《今县释名》也持“乐毅筑城”说,当袭自《元和郡县志》。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我们依其思路推演可知,乐陵之地处古黄河九道之下游,四周原野平旷低洼,常有水患漫流,是齐、燕两国的交界处,本无城无县,而至乐毅率五国联军伐齐时,于此择高亢之地起基筑城,以作厉兵秣马之用。待至后来,人们就管这里呼为“乐陵城”,并且其址正是现在位于乐陵东南部的魏王城遗址一带。 又及至战国后期或秦并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依此城设县。按《史记·商君列传》记载:“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因此,我们不难推测,秦乐陵县应是秦国统一天下后将其郡县制度于六国之地进一步推广之后建立的,所谓“改元建制”是也。而西汉建立(公元前202年)后,承继秦乐陵县,重加修固城池,遂又有汉乐陵县,并被划为平原郡所辖。逮至历朝历代皆沿袭此名,以至于今。 若以上推测成立,则又涉及乐陵地名之语源问题,即:“乐”缘何读lào,“陵”又作何解? 据有关资料研究显示,“乐”至少有lè、yùe、lào、yào等四种发音,并且时间越往前推,其韵声就越指向ao,因此,lào、yào极有可能是“乐”的最古最纯之音,并且这两个音由于地域方言上的差异,疑似存在古音通假的现象,而lè、yùe或为这两个古发音的音变,并最终“以新代旧”,反使最古最纯之音淹没无闻。 这里,关于ao为“乐”字之古韵声,似还可以从广东人说的粤语里得到验证。因为粤语据称保留了大量汉唐时期的中原古音,其无论是读快乐之“乐”,还是读音乐之“乐”时,这两个常见的“乐”之发音在粤语里都有着浓厚的ao音。此外,“药”字之繁体为“药”,读作yào,属于形声兼会意字,其中“艹”用作形旁,表示植物;“乐”的繁体“乐”则表声又表义,有药到病除、使人快乐之意,这也是“乐”字古发音中含有ao音的又一个明证。 现在,我国带“乐”字的地名共21个,其中乐陵市、乐亭县(河北唐山市)均读作lào,乐清市(浙江温州市)读yùe,其余均读作lè。此外,与乐陵市、乐亭县地理位置接近的新乐市(河北石家庄市),现在虽读作lè,不过据称过去当地的老人却读作lào。由此,以三地距离之近、读音之近,也验证了lào为“乐”之古音,而乐毅过去或许是读làoyì,而非yùeyì。 那么不难理解,乐陵城始筑之时,其地名中的“乐”正是摘自乐毅之姓,其发音也被居住于乐陵地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来,虽时过境迁,即使发生战乱、移民也没有被破坏掉,足见其稳定与持久之力。 我们解决了“乐”的发音问题,“陵”之来历就好理解了。按甲骨文造字之形,“陵”为象形字,表示拾阶而上、攀登高处之意,又引申为帝王陵墓、凌犯超越之意。 在我国早期地名命名中,凡带“陵”字的地名,大多是取其表达地形之高的意思,具有高地崇拜的象征。我们可以想到,古黄河下游之地,虽是冲积平原,但并非全是土地平旷之貌,而是有天然的土丘、土山存在。上古先民为了躲避时常泛滥的洪水,往往就会选择在这些高地暂居。如战国时期成书的地理名著《禹贡》在提及古兖州(乐陵即属古兖州地)之地时,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之句,意思是说洪水泛滥时,人们会暂时躲到附近的高丘上避险,待洪水过后,才走下高丘到平地上居住。同样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孟子》一书,也记载道: 由此不难理解,乐毅最初筑乐陵城时,之所以选址高地,必是地形、军事方面的综合考虑。这里,进一步可推测乐陵城是坐北朝南临水所筑,因为古代地理志曾透露出该城南部有黄河九道之一的钩盘河流经。因此,乐毅就河营城,一收躲避水患、取水便利、护城防御等多重功能,体现了古代相天法地、因地制宜的城池选址思想。 通上所述,称乐陵城始建于乐毅伐齐之时,并因此得名,当无太大疑窦。至此,由上世纪出土的“乐陵”、“乐陵丞印”两枚小小的秦代封泥作为铺垫,也只有持“乐毅筑城”之说,才能将乐陵地名得名之由来和由城而县的历史转衍解释的圆满周到、天衣无缝。非依此说,则其他说法似难以解释通“乐陵”一名的历史起源。 我们进而可以说,”乐陵”之名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地理文化内涵的古老地名,既隐含了古语发音、地理环境与城池选址的信息,更是乐毅伐齐这起战国后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标识性地名,还传递着一份朴素的王道乐土、乐善好施、安居乐业、乐乐跎跎等与“乐”有关的种种美好愿景,当是中华地名大家族中的一位天之骄子。 过去,关于乐陵地名之来历,有“阿斗墓说”、“乐成陵说”、“四民安乐,大阜曰陵说”,这三种说法现都已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不是张冠李戴,就是纯取字面之义,无需多论。至于近年来被人提及的“史高说”,则有必要为之一辨。 那么,史高又是谁呢?与乐陵又有何缘? 据《史记》、《汉书》等正史记载,史高是汉宣帝时的一位封侯,侯号为“乐陵侯”。 史高为何会被封侯?这话还要从汉武帝后期的重大宫廷事件巫蛊之祸说起。简单来说,巫蛊之祸是因老年汉武帝的迷信、猜忌,导致太子刘据(也称卫太子、戾太子)被逼死的政治事件,此案前后受牵连者达数十万人。 当时,太子刘据和他的一个姬妾史良娣及所生的孩子刘进都死了,但刘进留有一子,号曰皇曾孙(即汉武帝的曾孙,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随父母被连坐入狱时才刚出生不久。待皇曾孙长到五岁时,被赦免释放,是为刘据的唯一后裔,遂让人救出后寄送给了史良娣的哥哥史恭,史恭的母亲贞君非常可怜这位遗落民间的皇曾孙,便将其精心照料、关爱有加。 后来,这位皇曾孙被迎入宫中收养,最后登基成为汉宣帝。汉宣帝是个知恩图报重感情的人,他正式亲政后立即着手回报小时候养育自己的恩人,但此时史恭及其母亲贞君已经去世,于是就把史恭的三个儿子史高、史曾、史玄(实为汉宣帝的三个表叔)召入宫中担任侍中等要职。不久,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外戚大司马霍禹因权力被削而心生谋反之意,史高等人第一时间察觉并告诉了汉宣帝,这才解除了一场危机。 念及史家的旧情与新功,汉宣帝先后又将史高、史曾、史玄分别功封为乐陵侯、将陵侯、平台侯,还将史高之子史丹也封为武阳侯。史氏一家由此成为西汉朝廷煊赫一时的外戚和近臣。后来,汉宣帝还进一步提拔史高当了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并在病危之际托孤于史高,让他辅佐汉元帝。《汉书》记载,“高辅政五年,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罢就第。薨,谥曰安侯。”意思是说史高辅佐汉元帝5年后,因年事已高主动辞官回家,死后被赐谥安侯。 但是,五里冢遗址是否是史高之墓呢?五里冢遗址确实有汉文化层,但未必就可推为史高之墓,毕竟乐陵境内之汉墓尚有多处,何以独挑五里冢?又何以有明确考古物证?即使乐陵境内确实存有史高之墓,大概也应先在乐陵故城魏王城遗址附近之汉墓选判。因此,在无确凿证据的前提下,这只能视之为一种美好的愿望。 在史氏三兄弟中,史高得侯最隆,以史高之位,可推知乐陵在当时已发展成为一座具备人口、经济实力的大县,但《史记》与《汉书》对史高的食邑户数有较大出入,《史记》记3500户,而《汉书》比《史记》所记少1200户,这应该是西汉后期乐陵侯国被减户所致。 这里需要讲明的是,汉代封侯制度全部承袭秦制,特别是秦朝实行的二十级军功爵制。在二十级军功爵制中,最高等级为“彻侯”,后因避汉武帝刘彻之讳而改为“通侯”,也称“列侯”。西汉列侯又分为功臣侯、王子侯、外戚侯三种。功臣侯多为汉初激励军功所封,至汉武帝后期几乎全被废除;王子候以汉武帝时实行推恩令而大量出现。自汉昭帝时,功臣侯与王子候势力渐弱,外戚侯数量日益膨胀,至汉平帝时,外戚大族王莽篡位,夺取刘姓江山,并将各侯国悉数败绝。 列侯往往以地而分(特别是后起的外戚侯),故其封地又称侯国,他们在其封国有食邑特权。西汉一代,共分封列侯达811位。可以说,列侯制度在巩固西汉政权的同时,但由于分封过多,此衰彼起(特别是外戚侯),也最终对西汉政权造成了反噬。 谈及侯国封地,查《汉书·地理志》,有乐陵(一属平原郡,一属临淮郡)、有平台(属常山郡),而无将陵,这应该是与史曾绝后无嗣有关,即将陵侯国随着史曾的去世也跟着绝亡了,因存在时间较短,故于志无记。如《汉书》载,“史氏,凡四人侯(包括史高之子武阳侯史丹)……皆讫王莽乃绝,唯将陵侯曾无子,绝于身云。”但是,据后人考证,将陵侯史曾的食邑就在今山东德州德城区一带,并且与德州陵城区的来历颇有渊源。 据《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来看,史高死后,乐陵侯之号被其儿子史术、孙子史崇连续继承。至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随着史崇的去世和绝后,乐陵侯国理应被废除,但在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也即中间隔了20年后,乐陵侯之号复又被史崇的弟弟史淑所绍封。所谓绍封,即西汉列侯子嗣断绝后,由皇帝恩典列侯其他族裔接续传承其封国与爵号,由此可见西汉皇室对史高一族的格外垂青。但是史淑去世后,再次绝后,于是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乐陵侯国又被史高的曾孙史岑所绍封,而次年王莽篡汉,至此乐陵侯国被彻底废绝。 这里特别值得商榷的是,《汉书·地理志》中存有两个“乐陵县”,一个属平原郡(山东平原县附近),注有“都尉治”三字,即辅佐郡守并掌全郡军事的中高级将领的驻扎之地;另一个属临淮郡(江苏泗洪县附近),标有“侯国”二字。故后来一些史学家据此认为,乐陵侯国是在临淮郡乐陵县,而不在平原郡乐陵县。这一观点以清道光年间《续山东考古录》的叶圭绶和清末民初篡修《水经注疏》的杨守敬为代表。如杨守敬道,“按《汉志》临淮郡乐陵下云侯国,此乐陵(平原郡乐陵县)不云侯国,是史高所封在临淮,不在此(平原郡乐陵县)”。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在《汉书·地理志》中重名的不止乐陵县。据《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汉时期有56组114个同名县,占西汉1587个县的7%左右,其中两县同名的有54组108个,三县同名的有2组6个。在这56组同名县中,县与侯国同名者有高达47组。此外,并未发现侯国与侯国同名的情况。这说明,西汉同名县产生的原因,多是封侯所致。如我国著名地名学家华林甫就认为,西汉中期以后,由于实行“推恩令”、大肆分封功臣和外戚等原因,与县平级的侯国骤然增多,县级地名重复者因而增加了不少。 由于列侯往往因地所封,因此史高始封地到底是在平原郡,还是在临淮郡,可由两郡“乐陵县”设立早晚推知,而查征历代史书地理志,临淮郡一带只有在西汉时存在过“乐陵县”,此前并未提及,此后也再未出现,反倒是平原郡乐陵县,自秦代有县开始,一直流传不止,进而演变为现在的山东乐陵市。因此,史高最初封地是在平原郡乐陵县,而不在临淮郡乐陵县。 像此类现象,在《汉书·地理志》中,侯国地因故发生变动,迁徙后始封地仍保留为县的例子还有许多。如北地郡富平县(宁夏吴忠市一带)与平原郡富平县(一说在山东惠民县,一说在陵城县),汉昭帝始封张世安富平侯(北地郡),汉宣帝时其子张延寿请求减户,遂改封至平原郡厌次县,并将厌次县改为富平侯国,但北地郡富平县却继续被保留,因此西汉也就有了两个“富平县”。因此,临淮郡乐陵县的出现,应是后期乐陵侯国迁徙所致,疑似发生在史淑绍封之时。 史高封侯于平原郡乐陵县,除了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沧州》有记载外,北魏时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也给予了明确注解,“商河(河名,非县名)……又东径乐陵县故城南。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封侍中史子长(即史高)为侯国。”而清人,以平原郡乐陵县不注“侯国”等为由,而直接否认了其为侯国的史实,未免失之武断。据称,《汉书·地理志》反映的是西汉末期的行政区划,而此时乐陵侯国封地已迁徙到了临淮郡乐陵县。 王莽篡汉后,不但断绝了大量的侯国,还对郡县地名进行了大肆改动,《汉书·地理志》用“莽曰”二字记载了这一变故。平原郡乐陵县,曾一度被王莽改为“美阳县”。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西汉时的县名,并对同名县通过存一废一、两县俱废等形式进行了有意识的废除。其中,在38组存一废一的同名县中,若侯国与县同名,则东汉几乎都是选择废除了曾为侯国的县,想必这也是临淮郡乐陵县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的原因。 话说回来,西汉中晚期,于平原郡乐陵县加注“都尉”二字,正体现了乐陵行政地位和区域影响力的上升。据清末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等记载,东汉末年的建安十八年(213年),乐陵县首次设郡,三国鼎力至晋代还一度改称“乐陵国”(郡级,封国,,治厌次县),一直持续到隋初开皇三年(583年)。 这300多年,斯可谓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却是乐陵行政史上最高光的时刻,也印证了乐陵每逢战时所发挥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如抗战时期乐陵曾为冀鲁边区两省24县之中心。 后来,随着隋开皇初年实行州县二级制,乐陵郡被撤,复降为县,意味着乐陵的上半场历史暂时告一段落,并随着后来大运河的开通,及至明清时期武定府(州)的设立,鲁北地区的区域重心分别转移到德州与惠民两地,而乐陵夹于左右之间则不免略显失落。乐陵作为一方古邑、大邑,被遗忘太久,直到1988年乐陵撤县设市,遂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周期。 简言之,乐陵蹚着古老的黄河水一路走来,肇基于乐毅伐齐,初兴于史高封侯,历经累世兴亡丧乱,2300年来,虽建制次级、行政隶属、舆地形廓与城址治所有变,而地名一以贯之绵绵不绝,并囊括悠远深阔之文意,纵放之举国之中亦属少见之美名,此亦为我乐陵人之万分荣耀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