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孙家淦酒业有限公司，山西历史上三个好官

摘要 杨继宗（1426—1488），山西阳城匠礼村人。天顺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超迁浙江按察使，旋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乙巳年历指中官及文武诸臣贪残，左迁云南副使，累官左佥都御史，巡抚云南。成化年间，被称为“明朝天下第一清官”。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0-13 山西历史上三个好官 杨继宗（1426—1488），山西阳城匠礼村人。天顺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超迁浙江按察使，旋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乙巳年历指中官及文武诸臣贪残，左迁云南副使，累官左佥都御史，巡抚云南。成化年间，被称为“明朝天下第一清官”。 魏象枢（1617—1687年），蔚州（今河北省蔚县。在清康熙三十二年以前隶属于山西省大同府治）人。进士出身，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魏作为言官，敢讲真话；作为能臣，为平定三藩之乱立下大功；作为廉吏，他“誓绝一钱”，甘愿清贫；作为学者，注重真才实学。魏象枢为官期间，忠心耿耿，勤于政事。在清王朝建立之初，战争的创伤尚未抚平。面对当时政治、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时局，他竭尽全力为统治者献计献策，提出很多重要的建议和设想。在任用官吏方面，他主张以才能和品行为标准，定期考核各级官吏的政绩，严惩循庇受贿的贪官污吏，选贤任能；在经济方面，他主张尽快整治江河，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商业，整顿税收和关税制度，确诂价值；在整饬社会风气方面，他主张兴教化，正人心，励天下，戒邪恶。因事被坐后，魏象枢离官而去十三年。被重新任用后，他先后举荐了毕振姬、陆陇其、张沐等十余人。复出之后，他对整肃纲纪不遗余力，因为政绩卓著，屡屡被迁，官高爵显，成为当时名重一时的理学名臣。 孙嘉淦(1683-1753年)，山西省兴县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出的有胆识的宰相级官员。?孙嘉淦画像至今吕梁一带知道孙嘉淦的老百姓还很多，关于孙嘉淦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孙嘉淦告老还乡，从京城回兴县之前，心想自己一辈子从不贪污，没有攒下几个钱，如今荣归故里，还是一副穷酸模样，遭乡绅土财耻笑的同时，也给朝廷丢脸。思谋良久，他让仆人连夜买来十几口厚重木箱，并亲自动手装满了砖头。第二天，辎重浩荡启程回家。没料到，皇帝得到举报说，孙嘉淦平常装清廉，实际也是个贪墨官，原因在于，他回乡的时候金银财宝带了好几骡车。于是，孙嘉淦行至半路遭到检查。此事一经汇报，皇上很是感动，命令沿途官府以真金实银换下了孙嘉淦箱子里的砖头，算是重重赏了他一笔。

gàn，淦水，水名，在江西。人名，孙家淦。大清一统与三习一弊！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省兴县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出的有胆识的宰相级官员。前人评价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孙嘉淦名气的响亮程度出人意料。至今吕梁一带知道孙嘉淦的老百姓还很多，而且关于孙嘉淦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在其故乡兴县，老辈人讲得最多的孙嘉淦故事有四个。第一个故事是皇帝过寿，众臣上贺，孙嘉淦提来青菜一桶，寓意“大清一统”。第二个故事是山西的房子越制(超越规定的规格)而建的多，是孙嘉淦为民请命所致。第三个故事是说皇帝(哪个皇帝没有必要考究了)某天突有所思，问诸多臣子：天下有几种人?大家各说不一。而孙嘉淦则言：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名往。普天之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皇帝问：既然这样，孙爱卿是为名还是为利?孙嘉淦说：为臣不爱钱。言下之意当然是为名了。第四个故事是说孙嘉淦告老还乡，从京城回兴县之前，他老人家犯嘀咕了：我一辈子不贪不沾，没有攒下几个钱，如今荣归故里，还是一副穷酸模样，遭乡绅土财耻笑不说了，也给朝廷丢脸啊。思谋良久，计上心来，让仆人连夜买来十几口厚重木箱，然后亲自动手装满了砖头。第二天，辎重浩荡启程回家。没料到，皇帝得到举报说，孙嘉淦平常装清廉，实际也是个贪墨官，不信您看，他回家的时候金银财宝带了好几骡车。于是，孙嘉淦行至半路遭到检查，装阔的事露馅儿了。此事一经汇报，皇上很是感动，命令沿途官府以真金实银换下了孙嘉淦箱子里的砖头，算是重重赏了他一笔。乡语村言自然可听不可信，但是孙嘉淦的确是个个性十足的政治名人，把名声看得甚重，所作所为都非同一般。这是有正史记载的。孙嘉淦的“三习一弊”乾隆元年(1735年)，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在清高宗弘历登基之初，就向乾隆皇帝上《三习一弊疏》，获乾隆“嘉纳，宣示”，满朝亦为之动(《清史稿·孙嘉淦传》)。《三习一弊疏》被后世称为“大清第一名疏”。 孙嘉淦在此疏中说，人君有“三习”，“不可不慎戒也”。 何谓“三习”？一曰“耳习”，喜欢歌功颂德的声音。耳朵习惯听颂扬之辞，对不是赞颂的话就反感，开始时对进谏之言予以拒绝，接着对不说颂扬之言的人厌烦，久而久之，对颂扬得不好的人也不满意了，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二曰“目习”，喜欢一呼百应的场景。眼睛习惯看臣僚的媚态，对不献媚的人就反感，开始时排斥执拗者，接着对自己畏惧不够的人也会疏远，久而久之，对逢迎得不好的人也会看作是对自己的不恭，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三曰“心习” ，喜欢自以为是的感觉。心里觉得自己总是英明伟大，别人都是平庸之辈，于是处事草率，乱作决策，结果从别人口中问不出自己有何短处，自己也看不到为政有何失误，便随心所欲而自以为不逾礼法，号令一下便要人必须执行，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三习”的结果如何呢？孙嘉淦在疏中说了，“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在孙嘉淦看来，“三习”是因，“一弊”是果，至于如何破除“三习一弊”？用孙嘉淦的话说，那就是“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 综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任何一个王朝都未能幸免于“三习”与“一弊”。不但皇帝有喜谀恶直、喜柔恶刚、喜从恶违之“三习”，当初将《三习一弊疏》“嘉纳”并“宣示于朝”的乾隆到了晚年也不例外，还不是陶醉于所谓的“康乾盛世”，好大喜功，骄矜无比，三习一弊一个都不少。而且上自王公大臣、封疆大吏，下到地方小吏染上“三习”者多如过江之鲫，他们在自个的“小王国”里或一亩三分地上，俨然是一个“小皇帝”，耳之所闻都是歌功颂德之声，目之所见都是毕恭毕敬之态，心之所想都是如愿以偿，大皇帝有的，“小皇帝”照样拥有。此所谓“上行下效”是也。 当然，封建帝王也好，王公大臣也好，封疆大吏也好，地方小吏也好，他们之所以患上“三习一弊”的恶疾，其根源并不在于他们的耳不聪目不明心太软，不在于他们的个人修养和操守不够，不在于他们的警惕性不高，不在于他们身边人的歌功颂德、拍马逢迎和献媚讨好，不在于他们周围的小人环绕和君子远离。而恰恰在于以“家长制”和“一言堂”为特征的封建官僚制度，在于因这种而繁殖的官场人身依附关系，在于因人身依附关系而盛行的仕途文化。因此，只要“家长制”和“一言堂”的现象存在，“三习一弊”就难以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