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给了个侯爵之首。没有公爵封爵的国家鲁国（侯爵诸侯国）最早开始了用“公”这个名称。这些重合的人都排在侯爵较前的位置，说明朱元璋分封的时候非常看重跟随他的时间先后，也就是我们说的资历。后来小明王在廖永忠的护送下，翻船落水而死，成为一桩迷案，朱元璋在分封时为影射过这件事，说廖永忠本可封公，但曾经和亲近的儒生窥探他的意思，所以只给个侯爵。
秦穆公的“公”不是“公”的爵位吗？为什么叫他秦伯呢？
我们非常熟悉的“春秋五霸”在各种史书上的记载不一，这也反应了不同的史学家站在各自的评判标准之上进行评判的结果。如司马迁评价的春秋五霸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东汉班固等评价春秋五霸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宋襄公像，春秋五霸中称谓中也就他是名副其实的公爵，其他都是低于公爵的封爵）春秋五霸中“公”和“王”的称谓是爵位吗？秦穆公为何称“秦伯”？春秋时期的诸侯五个霸主真的如西汉、东汉的史学家评价的那样是“公”或者“王”的爵位吗？西周时期，适用公、侯、伯、子、男的五级爵位制度，“王”这个爵位只有周朝的君主才能使用，因此我们看到春秋五霸中的“楚庄王”、“吴王”出现了“王”这样的称呼，这就不是周王室对楚国、吴国的封爵了，这是后人记载或者“谥号”上得来的，也有自封的“王”。
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强大的诸侯国自封为“王”已经成为常态化了。以上列举的春秋五霸中，齐桓公的封爵是侯爵、晋文公的封爵是侯爵、秦穆公的封爵是伯爵、宋襄公的封爵是公爵、楚庄王的封爵是子爵、吴王的封爵是子爵，只有宋襄公的封爵是公爵，在爵位上是名副其实的，其他都是僭越。齐桓公称霸之后，周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齐桓公，并将他的爵位由“侯爵”提升为“公爵”；吴国的封爵存在异议，《春秋》中称吴国的国君为“吴子”，到了春秋末期，吴国国君的正式称谓为“吴伯”。
秦国国君在正式的记载上一般都用“秦伯”来称呼，而不是用“公”爵的，不符合周王朝的爵位分封。正式史书的记载中，春秋五霸一般都记载为齐侯（或者齐公）、晋侯、秦伯、楚子、吴子（或者吴伯）、宋公，而不是都成了“公”和“王”的。（秦穆公雕像，先秦史书中称他为“秦伯”，他的封爵是“伯爵”，而不是“公爵”）为何秦穆公的“公”不是爵位的称呼？周朝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西周时期，诸侯国不敢僭越爵位的分封制度，在爵位称呼之上都是老老实实的。
到了东周时期，周王朝迅速衰落，在诸侯中的地位下降非常快，较大的诸侯国根本不将周王室放在眼里，自然周朝的爵位也形同虚设了。楚庄王在称霸之时，曾经驻军在周国（周王朝国家）的边境，楚庄王向周朝的使者问鼎的规制和数量（问鼎中原），小小的一个子爵国家，因为军事势力强盛，居然想灭了周国。春秋初期，周王朝虽然是天下共主，但对一些诸侯已经没有多少影响力，至于爵位制度的遵循更谈不上了，也没有多少诸侯真正尊敬了。
（鲁惠公像，他的儿子鲁隐公将谥号中加上了“公”，表达对父亲的尊敬，从此开启了诸侯去世谥号中加“公”的时代）那么诸侯国没有封爵到“公爵，”称“公”到底怎么来的呐？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儒家何休在注释《春秋公羊传》时点出了其中的要点：鲁称公者，臣子心所欲尊号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之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称公。
没有公爵封爵的国家鲁国（侯爵诸侯国）最早开始了用“公”这个名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鲁隐公把去世的父亲鲁惠公的谥号用了“公”的称号，这不是封爵，这是僭越的尊称。鲁惠公去世于春秋初年的公元前723年，他的儿子将死去父亲的谥号定为“鲁惠公”，至于有没有报请周王室的允许那就不得而知了。这是侯爵死后用“公”来尊称的第一个案例（存疑），此后的诸侯国也大都沿用“公”作为去世君主的尊称了，也更有甚者，将去世的君主尊称为“王”，如此展现在现在的春秋五霸就出现了“公”和“王”的称呼了，除了宋襄公之外，其他应该都是谥号的尊称罢了。
刘伯温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为何只被封为伯爵？
刘伯温能封个伯爵都算朱元璋开恩了，抛开刘伯温之死的阴谋论，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封赏算是合情合理，另有照顾的成分。因为封赏的背景是大业初成，国家框架已经建立，朱元璋需要进行统一战线，善治者、善征者才是这个阶段的主角，刘伯温属于善谋者。而且封赏都是有理有据的，功劳的大小、资历的深浅、阵亡将领的子嗣安抚都在考虑范围内。
所以刘伯温作为一个元朝旧僚，非淮西嫡系，功大掩盖不了资浅，健存无需安抚，给个伯爵，又任过最高监察长官的实职，“名分”上无可挑剔。洪武分封的规则定律“以师直取元顺帝，扩廓帖木儿失势，可不战而降。”——《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的背景是远征西北，当时北元的扩廓帖木儿率军攻打兰州，朱元璋便问将军们这仗该如何打，众将一致认为直捣黄龙就能解决兰州问题。
所以当年正月初三，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愈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往征大漠。这场仗打到六月份结束，众将凯旋后才开始的对号封赏。这次封赏只有公、侯、伯三档，子、男二档不置，一共封了六公、二十八侯、二伯。六公之中除了文臣之首李善长，其余分别是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
也就是说远征漠北的几位大将里，汤和未封公爵，常茂受父亲常遇春的恩荫得了开国公爵。常遇春的战功恩荫到子弟不足为奇吧？他于前一年北伐中原时暴毙军中，怎么说也算个“工伤”，既然只封六个公爵，总有一个牺牲品，那就是汤和，前边几个他也挤不掉啊！朱元璋找个理由说他“与朕同里闬，结发相从，屡建功劳，然嗜酒妄杀，不由法度。
”所以给了个侯爵之首。开国二十八侯：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 郭兴、王志、郑遇春、费聚、赵庸、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铎(康茂才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 臣、梅思祖、陆聚。两个伯爵是刘伯温与汪广洋，公伯八人其实还体现不出分封法则，二十八候才能体现朱元璋的分封思路。
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凡今爵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那么朱元璋是怎么至公无私的呢？在谈及明朝的开国功臣时，少不了淮西二十四将的概念，即元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初一，朱元璋离开濠州独自奔赴定远发展时，带走的二十四人。淮西二十四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君用、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郑遇霖、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德兴淮西二十四将中，徐达功高封公，其余人等除了阵亡的如花云、耿再成、耿君用等，和一些战功平平的将领外，基本上都拜为侯爵，与开国二十八候重合人数达到了十一位，还有恩荫的子弟封侯者如耿斌文恩荫父亲耿君用。
这些重合的人都排在侯爵较前的位置，说明朱元璋分封的时候非常看重跟随他的时间先后，也就是我们说的资历。洪武三年九月，朱元璋在分封宴上钦定了朝廷“宴飨乐章”，以《起临濠之曲》、《开太平之曲》、《安建业之曲》为首三曲，分别对应了朱元璋起义的不同阶段。对号入座，二十八候的前十四位皆是《起临濠之曲》阶段跟随他的老资历或子弟恩荫。
而在谈及资历这一块，也出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即巢湖水军的位次偏靠后。按理说，巢湖水军是至正十五年攻克南京的重要力量，从跟随朱元璋的时间，到立下的战功，都不逊色于唐胜宗、陆仲亨等。而在封侯时，仅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四人入列。且在分封的解释上，朱元璋说汤和、赵庸、廖永忠、郭兴本可封公，但都存在劣迹，才止于候。
这说明朱元璋心里很清楚，巢湖水军将领赵庸、廖永忠的资历和功劳掩盖不住，存在刻意打压之嫌。这里汤和、郭兴很有可能是当做打压巢湖将领的工具，朱元璋将发小汤和、妻舅郭兴刻意贬低，然后顺理成章的降低巢湖将领的位次。之所以刻意打压，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朱元璋对巢湖水军的归属感存疑。巢湖水军当时来投时，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也就是说巢湖水军投靠的过早，朱元璋只是个三当家，人家主要是奔着郭天叙去的。
他们与朱元璋的从属关系并不如淮西二十四将。第二，巢湖水军在分封时的战略地位下降。当时巢湖水军投奔红巾军时算是雪中送炭，其实力雄厚，在天下未定时，于江淮一带的战略作用无人能比。但到大业初成，朱氏政权的战略目标发生偏移，徐达等人领导的野战部队战略地位更加突显。反而是巢湖旧将已经形成小集团式的利益组织，在战略地位下降时，这种小团体更会引起朱元璋的忌惮与打压。
以上就能说明，朱元璋最认可的人，就是在独立发展时期跟随他出生入死，最好是没有任何实力的小白。比如常遇春，以盗匪头子的身份投奔朱元璋，只带去十来个强盗入伙。换个方式理解，就相当于朱氏集团独立上市融资，朱元璋最喜欢小股东融入，因为他们不掌握话语权，而且会为公司发展尽职尽责。大股东的进入，必然带有强大的资金做保证，在企业起步的时候，朱元璋欢迎你，但到了分红阶段，对不起，朱元璋要稀释他们的股权，减少他们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刘伯温的分封合情合理从上述就已经能够看出，朱元璋对功臣的分封保持了几个原则：首先是资历与功劳并重；其次是现实主义的重武轻文；最后是立场的洁白无瑕。刘伯温的功劳与资历“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这种评价虽然夸张，但也突出了刘伯温对朱元璋政权的贡献。尤其是他的“时务十八策”，为朱元璋规划了各个击破的争霸战略，对朱氏集团战胜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奠定了战略基础，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
与功劳相比较，刘伯温吃亏在资历上，他是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才被朱元璋礼聘而至的。这个时期的朱元璋早已占领了南京，且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宴飨乐章”首三曲刘伯温是一曲都未赶上。如果放在今天，可以说公候爵位都是跟着朱元璋白手起家的创业团队，刘伯温算是帮助朱氏集团公司做大做强的职业经理人。朱元璋能给刘伯温一个伯爵，算是上市成功后的特别感谢了，那些公候才是原始股份的持有者。
现实主义角度刘伯温的才能在于谋，这与李善长不同，朱元璋将李善长称为“吾之萧何”，在天下初定的时候，善治之臣当然是帝国最需要的人才。而善谋之臣的作用就相对下降，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初，以刘伯温为御史中丞，这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前身，掌监察一职。也就是说朱元璋有意识的让刘伯温干得罪人的事儿，因为他善于谋划，鬼点子多，又恰好不属淮西派，对于制衡官僚队伍具有现实意义。
同时期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这是最高行政长官，朱元璋可以依靠他进行建国初期的行政机构搭建，由军事形型权向治理型政权转化。正因为朱元璋需要这样的政权转型，所以洪武三年的分封中，李善长以文人的身份位列开国六公爵之首，这也是向天下传达一个信号，宣传明朝的治世愿望。若从政权的稳定性讲，刘伯温正是因为善谋，且在战争时期献过“遣使试生死”的毒计，朱元璋对其是有忌惮的。
为何西汉开国时，萧何能够安安稳稳的做官，张良却要功成身退呢？因为在和平时期，善治的作用大威胁小，善谋的作用小威胁大。就好比一个公司，创业时市场开发部门最受重视，稳定时运营部们最受重视。立场问题“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善，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明太祖实录》朱元璋在用人上是有“洁癖”的，他在创业时期就有一个规定，即每次战胜元朝军队后，所有曾在元朝为官的降臣不准参与庆功宴。
可以说朱元璋对元朝旧僚是持有偏见的，毕竟他认为爹娘都是死于元朝官僚的腐败上。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从本质上讲，主要就是对元朝降臣的一次清洗。所以曾在元朝为官的刘伯温本身就有“污点”，而且刘伯温有一个特质更加放大这个污点，即对小明王的鄙视！朱元璋对小明王其实是比较尊敬的，在受吴国公后，朱元璋在元帅府摆上御座，每天议政前都要领下属跪拜这个空座位。
而唯独刘伯温不拜，并说“牧竖耳，奉之何为？”意思是一个放牛娃，拜个屁啊！这句话体现了元朝旧僚心中的等级观念，这个观念朱元璋虽慢慢接受，并成为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人。但在吴国公阶段，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也是个放牛娃出生，正是元朝旧僚的“狗眼看人低”，才放纵了贪腐和不作为，导致这些放牛娃成了孤儿。“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
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缴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明史.廖永忠传》所以这件事情让朱元璋与刘伯温心里的隔阂越来越大。后来小明王在廖永忠的护送下，翻船落水而死，成为一桩迷案，朱元璋在分封时为影射过这件事，说廖永忠本可封公，但曾经和亲近的儒生窥探他的意思，所以只给个侯爵。这个窥探圣意就是指小明王被廖永忠故意害死于湖中，这里的儒生虽未点明，但通过所善二字大致能猜出是杨宪，而杨宪的资格与地位根本指挥不动廖永忠，从派系上讲，杨宪的背后很有可能是刘伯温在指点，毕竟刘伯温才是那个最不喜欢小明王的人。
综上，刘伯温能够得一伯爵，已经算是朱元璋开恩了，这里的用意还包括制衡权势滔天的淮西官僚集团。刘伯温属于浙东体系，汪广洋属于中立体系，除此之外，汪广洋算是文官集团里治理能里拔尖的官员，洪武三年李善长因病修养，所以汪广洋得伯爵也沾了这个光，否则伯爵甚至可以不置。刘伯温获封诚意伯，意思很明显，表达了朱元璋邀请刘伯温出山的诚意满满，并不是表彰刘伯温的功绩，这就是意外的恩典！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