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堡啤酒厂，忻州人喝什么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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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半一到，乔家大院开始闭门谢客。从景区入口到乔家大院堡墙根下的“国保碑”，中间除了隔着一个游客中心，还包括一条足有三百米长的游客通道，这是乔家大院昔日作为5A 旅游 景区的标配。 新修的“乔家大院”牌楼气势磅礴地立在208国道一侧，背后是一片开在仿古建筑群中的商铺，正对面则是北京燕京啤酒（晋中）有限公司的厂房，属于祁县经济开发区，紧靠着乔家大院所在的东观镇。这些景观共同见证着这片土地过去数十年来发生的变化。 从高空俯瞰，如今的乔家大院有点“遗世独立”的味道——除了东边的游客中心和商业广场，其他三面均是拆迁后长满了杂草的土地，房基在其中若隐若现，灰色护栏把守着边界，让人无法进入，也难以窥探。 2008年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调研数据显示，乔家大院所在的乔家堡村总建筑面积148057平方米，其中乔家大院所在的民俗博物馆4175平方米，位于村庄中心位置，占比2.8%；传统风貌区（含需整治）面积占22.7%，而风貌区外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建筑面积则占74.5%。自2013年起乔家堡村开始整体搬迁，到2017年宣告完成，乔家大院终于失去了它长久以来的拱卫，彻底暴露在了时代的浪潮之中。 谁的乔家大院？ 2014年前，乔家大院所在的乔家堡社区还叫乔家堡村，是一个以乔氏为主的血缘聚落。除了乔氏兄弟精美的宅院，过去，那里还有庙宇、宗祠、书院、商铺、戏台、水井、古槐等。 我们现在说的乔家大院，狭义上指的是清代著名晋商乔致庸及其后人修建完成的“在中堂”，2001年它凭借突出的古建价值被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义的乔家大院，还包括2008年后陆续修缮复建的宁守堂、德兴堂、保元堂和乔家花园（简称“三堂一园”），位于在中堂的北侧和西侧， 历史 上其他堂归属于不同的乔氏支系。 新中国成立后，乔家大院归公，1966年后长期作为中共祁县县委党校使用，1984年政府下文将其改为祁县民俗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所，开始全面整修和维护保养。1986年民俗博物馆正式开馆， 旅游 兴起。2008年，祁县政府试图将已经列为国保单位的乔家大院经营权入股新成立的 旅游 公司，闹出“贱卖乔家大院”一事，最终被省政府批复违反《文物保护法》，此后，祁县国资委控股成立 旅游 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2015年，乔家大院景区再度改制，山西本地一家民营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入股 旅游 公司，负责“三堂一园”及景区的改造运营，公司由国有控股变为国有参股，乔家大院的 旅游 开发进程加速。在中堂则继续由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管理，属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令人玩味的是，“乔家大院”的商标权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这家 旅游 公司，而是由乔家堡村原村支书乔俊海在2004年注册，现属于其女乔安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一家 旅游 公司。 短短几十年的 旅游 发展历程，让乔家大院的归属变得异常复杂。孤堡般的乔家大院，已经很难再让人将它与 历史 上的乔家堡村联系起来，它已在传统的 历史 环境中失去了位置，无法再用村落的肌理去度量，原有的 社会 结构也被一并瓦解。它虽然是国保单位，但涉及到诸多管理主体和利益相关方，包括各级政府、市场和个人，是不同需求的投射。 旅游 的标签深深地印刻在它的身上，但对于游客来说，过度的商业化和同质化，导致乔家大院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掉队”的遗产保护 中国传统村落由住建部联合其他国家部委颁布，旨在对传统村落实行整体保护，力图兼顾传统建筑、村落格局和非遗等保护对象，要求统一编制保护规划。2013年，乔家堡村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也就在同一年，乔家堡村开始整体拆迁，乔家大院周边的民居、古树与寺庙成为被整治的对象，以适应于 旅游 发展的需要。 2016年住建部等七部局发布《中国传统村落警示和退出暂行规定（试行）》，其中第十七条规定，“整村撤并的或整体迁出原住民后搞 旅游 景区景点整体经营开发的，直接予以退出”。从2011年开始申请5A景区，到2014年成功验收，再到2019年被摘牌，乔家大院的 旅游 已经走了一个轮回。 如今打开“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官网，乔家堡村仍然登记在册，并未受到任何警示或除名的通告。今年5月，住建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完成中国传统村落的挂牌工作，不知道这块70×50厘米的标志牌将悬挂在乔家堡的哪个位置。 2008年编制的乔家大院国保单位保护规划，明确将在中堂划为重点保护区，并增划了一圈一般保护区，设置了29.3公顷的两类建设控制地带，里面囊括数栋保护类建筑。通常，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应根据保证相关环境的完整性、和谐性的要求划定或调整建设控制地带，对相关建设活动进行体量、高度、色彩等指标的管控。 乔家堡村的“一拆一搬”，倒是让人暂时无需担忧私搭乱建对文物环境的破坏。2017年上半年，乔家堡的拆迁工作已经接近尾声，祁县政府和 旅游 公司准备在乔家堡村原有的900亩土地上谋划新的 旅游 项目。国家文物局在同年7月没有同意其报批的《乔家大院周边环境整治与保护利用方案》，认为该利用方案存在损害村落形态和村民利益的风险，而从程序上来说，现在的文物（村落）环境与原来编制文物保护规划时相比，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有的管控标准已经失效，因此首先需要对保护规划进行重新修编。换言之，对文物环境的破坏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看起来，遗产保护工作又掉队了，这究竟是因为文物保护部门的弱势，还是特定 社会 经济条件下必然的结果？ 2005年，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西安通过了《关于 历史 建筑、古遗址和 历史 地区周边环境保护的宣言》（下称《西安宣言》），认为遗产本体与其周边环境具有密切关系，除了视觉环境外，还包括过去和现在在周边发生的 社会 和精神实践活动、传统习俗等非物质环境，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整体。2008年，ICOMOS通过《关于场所精神的魁北克宣言》，进一步补充了《西安宣言》，提出由物质与非物质元素共同构成的场所精神，它由不同群体共同建构而成，具有多重意义，而传统文化群体一般最为了解它、最具资格捍卫它。 乡村振兴需要怎样的文化传承？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应该更积极地寻找解决乡村问题的办法，但是有些老路、错路要规避。 名为整治实为拆迁的遗产保护手段，背后一方面是经济利益暗流涌动，另一方面“一刀切”的工作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风气。像乔家大院一样倾注大量资金和资源的做法，或是大的政策变动，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干预，往往会对一个村子原有的自然和文化生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一旦失去，很难再挽回。 遗产保护实践首先是一种文化传承，其次才是经济、政治、 社会 活动。用后者的标准去评价和衡量前者取得的效果，也是许多乡村遗产保护或乡村建设的实践者最容易感到气馁的一点。 乡村 社会 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都有局限性，正如乔家大院靠 旅游 不可能解决社区发展的所有问题，其他领域或专业也不能将各自的效用和责任无限放大。 除了用“摘牌5A景区”来衡量乔家大院的 旅游 发展得失，还需要能对它的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进行评价和管理的体系，这个体系同样需要有一定的约束力和影响力，需要更加明确的奖惩机制和权责体系，根本上是要避免将文化传承异化为其他活动的附庸。新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文化传承”单独成章，其意义可见一斑。 在旧城改造或城市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拆真造假、拆旧建新的负面案例，即便到今天，打着文化复兴和遗产保护的旗号重建古城、古街的项目仍然在各地涌现。周围拆得干干净净的乔家大院，是这一模式在乡村的翻版。人们常常忽略，大院固然标示着身份与地位，但它本质上孕育于乡土 社会 。 乡村振兴不是让乡村成为“城市人的后花园”，乡村文化也不是城市文化的简单复刻，不能以 旅游 人气作为其成功与否的标准。当年晋商长期在外谋生，留妇孺老人在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的空心化，但是由于资源的有效反哺，并未妨碍乡村 社会 的稳定发展和乡村文化的代际传承。 乡村振兴不能要求所有的村子都“火”起来，但是可以在以村民为主体的原则下，增强政策的灵活性，达到资源“返乡”的目的，从而以一种更加温和和可持续的方式实现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