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南县东江乡客家枫酒厂，龙南县东江乡有几个村

东江，大部分是客家人主要居住地，东江流域,包括河源、东莞的部分地区、惠州全部、深圳的部分地区，其中河源、惠州、深圳是客家人重要的聚居地。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中原地区的中原汉族，从秦汉开始不断南迁，而逐步叠加而顽强地保留中原文化和语言而形成的一个族群。东晋时，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八大方言之一。

东江乡地处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城南部，距县城6公里，总面积50平方公里。其中，山林面积7万余亩。全乡有中和、大稳、晓坑、新圳等4个村委会， 117个村小组，总人口1.2万人。 东江交通便利，105国道贯穿全境，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实现了水泥路村村通，组组通达80%

　　略论学术界对孙中山祖籍　　问题的争论及我们的看法　　张咏梅 邹佩丛　　一、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简史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前，孙中山先生的祖籍问题还没有引起重视，那时在东莞孙氏与翠亨孙氏之间，不论是家谱（或族谱）文字记载，还是血缘关系认同，以及家族内部交往，都明确体现着家族源流关系。孙中山先生逝世几年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起初在东莞孙氏内部引起争议，继而在学术界出现分歧。东莞孙氏内部的争议是在东莞员头山与上沙乡之间展开的，两地孙氏都认为孙中山的先祖是由各自所在乡迁往香山（今中山）的。东莞孙氏内部的争议活动在当时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东莞县政府为澄清事实也奉命参与调查活动，至1933年2月18日，由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邹鲁、林翼中等组成的国民党西南委员会执行部作出结论，致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称“总理始迁祖缔宗公确自东莞县上沙乡迁来中山县翠亨乡，至员头山乡孙姓系由赞礼公分枝，不能认为总理始迁祖”，这一结论与中山县翠亨、左?孙氏认同的源自上沙乡的情况是完全吻合的。上述结论得出之后，东莞孙氏内部的争议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稍后，在学术界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先生。起初，罗香林先生也接受孙中山祖上来自东莞的说法，但他后来又修正为“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至1942年罗先生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问世前后，罗先生才完全排斥东莞而推断紫金为孙中山的祖籍。该书由民国社会名流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等作序（孙中山侄孙孙满称孙科、吴铁城两序系罗香林本人自拟），又得到蒋介石、于右任、张继等题署，特别是孙科先生接受了罗著观点，因而使罗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紫金说”一提出，当时的国民党党史会成员邓慕韩、钟公任、林一厂及莫纪彭、孙镜、许师慎等就提出反对意见，维护“东莞说”，孙中山的亲属也多数对“紫金说”持否定意见。然而，此时“紫金说”因得到“党国要人”的支持而带上了官方的色彩，因而他们的意见未能引起重视。到了60年代以后，中山大学著名孙中山研究学者谭彼岸、邱捷、林家有教授及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李伯新等同志，从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的文物出发，结合其它文献资料，开始全面审视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并对翠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特别是民俗学调查，调查研究显示：“紫金说”证据不足，牵强附会，不足为信，而“东莞说”不仅符合孙家多数人一直坚持的观点，而且有大量的证据证实。　　二 、“紫金说”的依据。　　紫金说”的第一个依据是：孙中山祖祠在“公馆背。“公馆背”是罗香林先生根据1925年出版的美国人林百克所著英文版《孙逸仙传记》中关于孙中山祖祠所在地的地名“Kung Kun ”推断出的中文译名，而紫金中坝孙屋排村的《孙氏族谱》提及一处祖坟的所在地土名为“公馆背”，因此“公馆背”成为罗香林先生认定紫金孙氏与翠亨孙氏拥有源流关系的第一个依据。“紫金说”的第二个依据是：紫金孙琏昌与香山孙连昌是同一个人。紫金孙屋排村《孙氏族谱》中有谱名孙琏昌者，系十二世，而孙中山的直系先祖孙连昌，在翠亨《孙氏家谱》中也是十二世，罗香林因此把二人视为同一人。“紫金说”的第三个证据是：紫金《孙氏族谱》记载的“琏昌公，移居增城，于后未知。”而香山有个名字相近、世系相同的孙连昌，因此二人应是同一人。基于以上三个依据，罗香林便把孙琏昌视为紫金孙氏迁入香山的始祖，他解释琏昌的迁徙过程是：“惟连昌（指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碾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他确定孙中山祖先的迁徙路线是……?江西宁都?福建长汀?广东紫金忠坝?增城?中山县（香山县）涌口门村?翠亨村。鉴于紫金孙氏是客家人，翠亨孙氏是广府人，民系归属不同，罗先生便在没有可靠根据的情况下推断：“孙中山，实客家人与广府本地系之混血种，所居翠亨，原名菜坑，盖客家移民，初以种菜为生，故以菜坑名村也。”　　三、“东莞说”的论据。　　“东莞说”运用大量的口碑、文字、文物与调查资料来证明孙中山的祖籍是东莞，而不是紫金。“东莞说”的证据如下：　　(一)文字资料：1、原由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保存的翠亨《孙氏家谱》记载：“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即上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2、清朝档案称孙中山是左?头人。“孙文，原字帝像，别号逸仙，改字载之，香山县蔡坑村人，现改称早埔头（即左?头）人，”左?头村（又称左?村，距翠亨村约8公里）是翠亨《孙氏家谱》所载孙中山的六世先伯祖乐千公的分居地，乐千与乐南是礼赞的长、次子，乐千的后代一直以左?头为主要居住地，而乐南的后代后来相继由涌口迁居迳仔?、翠亨村，因此，翠亨孙氏与左?孙氏是同源族亲的关系。3、左?《孙氏族谱》有源于东莞的确切记载。4、翠亨孙氏十二世祖孙连富（孙连昌之二兄）的后人孙华祥（现居檀香山）保存的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完全吻合。5、由孙中山的胞兄孙眉遗下、孙眉的长孙孙满保存的翠亨孙氏《家谱略记》简述翠亨孙氏直系先祖十至十七世考妣的生卒情况，明确表明了孙瑞英与孙连昌的传代关系。　　(二)口碑资料：1、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与来自东莞上沙的孙姓族人同开恳亲大会，当时的主持人孙龙光在演说中称孙氏“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孙龙光的演说称孙氏由南雄迁入广东，而不是由福建迁入。当时的报纸曾对此作过报道。2、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在1931年4月26日就国民党党史会钟公任到访时说：“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过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的叙述与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是吻合的。3、孙妙茜的孙子杨连逢证实孙妙茜只承认东莞为祖籍，从未讲过紫金方面的事情。4、孙中山的胞兄孙眉的后人孙满、孙乾等人则一直坚持祖籍为东莞而拒绝承认紫金，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5、东莞孙氏一直承认与左?、翠亨孙氏为源流关系，而左?、翠亨孙氏多数人不仅一直互相承认为同源族亲，而且共同承认源于东莞。　　(三)实物资料：1、在翠亨附近的谭家山孙家坟场，葬有39穴坟墓，其墓碑所刻墓主名讳与《孙氏家谱》、《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乐安堂仕合号账册》、《孙达成兄弟批耕山荒合约》所记载的孙家人名名号相吻合。而这些文物、史料证明孙中山的先祖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已自东莞迁至香山，同时也证实了左?孙氏与翠亨孙氏是同源族亲。2、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与来自东莞上沙的孙姓族人开恳亲大会时留下了合影一张，上沙乡孙衍佳尚保存有其父孙同发留下的开会的传单与合照；孙中山于同月月底回翠亨后又与妻子卢慕贞、大哥孙眉、大嫂谭氏、女儿孙?、孙婉到左?与孙族叔伯在左?孙氏宗祠合影三张，这些照片是孙中山与左?和东莞上沙孙氏有宗亲关系的重要证明资料。而参加合影的左?孙氏的后代不仅知道照片中很多人的名字及相互关系，而且知道很多有关孙中山及翠亨孙氏的事情。3、清光绪年间为祝贺东莞上沙大宗祠重修，左?孙氏十八传孙俊邦、孙俊棠撰写对联制成木质堂对，悬挂于上沙宗祠大堂之内，其内容是“萃子姓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开莞岭，安先灵于寝庙功念宗德念祖三房俎豆贡香山。”这表明了东莞上沙孙氏与香山左?孙氏之源流关系。4、孙科于1947年为东莞上沙车站茶亭题写“国父先代故乡”，并留有照片为证。　　(四)著述资料：紫金说流行以前，史书有关孙中山的家世大都采用孙中山先祖由东莞迁居香山的观点，如1932年9月出版的国民党党史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记载翠亨孙氏先祖的迁徙过程是：…浙江杭州--南雄珠玑巷--东莞员头山--上沙乡--香山涌口--左沙头--迳仔--翠亨，而1933年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一书是对《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内容进行审定从而签注意见的权威性资料，孙科先生的签注文字被全部收入。可以看出，孙科仅将“乐千又分居左沙头”改成正确的“分居左?头”，并无其它任何异议；且“左?”的“?”字与“迳仔?”的“?”字一样，都是当地地名用字，很不常用，但长期在外很少回乡因而并不谙熟家族事物的孙科却能将“左沙头”改成正确的“左?头”，这说明他对“左?”的印象很深，因为正如翠亨《孙氏家谱》所记“左?”是他的先伯祖乐千公的分居地。又如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所撰《总理事略》一书也采用孙中山祖籍为东莞的说法，孙科不仅为该书题写书名，而且亲笔题词“《总理事略》，编订明备”。　　(五)调查资料：持“东莞说”者通过对翠亨地区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特别是民俗学调查了解关于翠亨孙氏在居住、语言、妇女足型、婚姻对象等方面的特征如下：　　1、翠亨村的实际生活状况表明：翠亨村是广府人居住的村落，建村历史仅有300年左右，最早开村的麦姓、冯姓、陆姓都不是客家人，因此翠亨村不是罗香林所说的“客家移民”种菜的菜坑，并且一直也没有客家人入住。过去，由于民系隔阂，翠亨地区的客家人与广府人是分村而居的，没有混居的情况。因此孙家居住于翠亨村，证明翠亨孙氏不是客家人。如果翠亨孙氏是由紫金迁来的客家人，那么他们就不能迁入翠亨村，而只能迁入翠亨村周围的客家村，特别是有紫金人居住的客家村。　　2、孙中山1924年的讲话录音及有关资料、实际情况表明：孙中山及其大嫂、姐姐、孙中山的宗亲孙社正、孙中山的外孙杨连逢以及孙中山、孙眉的后代都讲粤语（当地称为白话），不讲客家话，孙眉的后代说听不懂客家话，也没发现他们的先辈讲过客家话。客家人有“可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说。而翠亨孙氏整族人都讲白话而不讲客家话，则证明翠亨孙氏本来就不是客家人。　　3、有关史料与口碑资料表明：孙中山的母亲、二婶、嫂子、姐姐、妹妹、堂妹及其他宗亲的妇女都是缠足的，缠足是广府民系及中国绝大多数汉族妇女所热诚奉行的自然的而且绝对不能违背的积习以求高贵的标记，而“古往今来，客家妇女都是天足，看不到缠足的小脚女人。”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中对于孙中山反对给姐姐孙妙茜缠足的故事叙述颇详，该书是用对话的形式展现孙中山与母亲辩论的情景的：“文（中山）的母亲断然地说：‘看看客家人吧！没有一个客家妇女是缠过足的，客家人不象本地人或中国人那样缠足。你想你的姐姐成为一个客家妇女还是一个中国妇女？你想她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还是成为一个外乡人？’”这段话对于孙家是否客家人的问题已经给出了极其明确的答案，而该书对于孙家其他人的描述也昭示了孙家不属客家而属广府民系的特征。因此，翠亨孙氏妇女及其女儿们缠足的事实证明翠亨孙氏不是客家人。　　4、孙中山时代孙家并没有与客家人通婚的习惯，如孙中山的母亲杨氏、三婶谭氏、大嫂谭氏都来源于崖口，姐姐孙妙茜则嫁回崖口；二婶程氏来源于南?，原配卢慕贞来源于外沙，妹妹孙秋绮嫁到西江里，而翠亨、崖口、南?、外沙、西江里都是当地人居住的村落，既不是客家村，也没有客家人居住。在过去，即使是邻近乡村的客家人与广府人之间也是很少通婚的，而孙中山的亲属以及孙中山本人都与当地人即广府人结婚，而不与客家人结婚，这对过去当地人与客家人不通婚的习俗是非常有力的实证，同时也表明翠亨孙氏不是客家人。又据有关史料和孙中山、孙眉后人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离开家乡的孙家人与客家人结婚的仅有两例，即孙中山女儿孙婉所嫁的戴恩赛和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强的继室林伦可是客家人，但这两对夫妻都受过高等教育，早已走出乡居的环境，或者本来就在城市甚至国外长大，是在现代社交环境中相识并结合的。即便是这样，对于孙中山的女儿孙婉与客家人戴恩赛结婚问题，孙中山的元配卢慕贞曾持极力反对的态度，这是因为卢慕贞并未受过新式教育，且早年一直生活在乡村，因而具有较强的民系隔阂心理使然。　　四、“东莞说”对“紫金说”的否定。　　(一)对“紫金说”的“公馆背”的否定。持“东莞说”者经过考证证实：“Kung Kun ”是孙中山自述祖祠所在东江地区的一个地名，而孙中山自述的对象是美国人，因此，孙中山不可能把一个只有孙家人才能知道的“公馆背”的地方叙述给外国人，且“公馆背”的“背”字是不能随便省略的，此其一；其二，孙中山讲的是祖祠在东江的“Kung Kun ”，而不是祖坟在“Kung Kun ”，所以紫金孙氏的某一处祖坟在“公馆背”与孙中山自述的祖祠在“Kung Kun ”是不相吻合的，此其二；其三，紫金中坝孙屋排村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公馆”作为村名；其四，紫金孙屋排村位于珠江流域韩江支流琴江上游，至多算得上是“韩江孙屋排村”，既不能称为“东江孙屋排村”，也不能称为“东江公馆村”；其五，孙中山与外国人谈话涉及东江流域的地名时，不可能直接具体到某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小土坡的名字，而应先讲县，再讲村，范围由大到小。而东莞是属于东江流域（下游）的一个县的县名，所以，“Kung Kun ”应是“Tung Kun”（东莞）之误。其六、罗香林早期的判断与“东莞说”的推断是完全吻合的，罗香林1932年在《客家研究导论》的一个注释中曾解释“Kung Kun ”“当是东莞无疑”。　　(二)对孙琏昌与孙连昌是同一人的结论的否定。尽管两个人都是十二世，名字也只有有无“王”字旁之差，持“东莞说”者经过考证证实孙琏昌与孙连昌不是同一人。其理由为：1、中国人重名或近名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因此重名或近名不能作为判断孙琏昌与孙连昌是不是同一人的依据。2、紫金孙琏昌是第二房，其父名孙鼎标，而香山孙连昌系第三房，其父名孙瑞英，二人房次及其父名不一样。3、紫金《孙氏族谱》称孙“琏昌公，移居增城，于后未知。”罗香林推断孙琏昌“继于康熙中叶，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而翠亨《孙氏家谱》载孙连昌之五世先祖孙礼赞、六世先祖孙乐南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从“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不是涌口门村，涌口门村也没有客家人）居住”，这比罗香林推断孙琏昌的迁徙活动早了150年左右。4、迳仔?孙连富（孙连昌之二兄）的后人孙华祥（现居檀香山）所保存的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完全吻合，该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略记》的发现都进一步证实了孙瑞英与孙连昌的传代关系。5、据考紫金孙琏昌曾参加过钟丁先抗清起义，而钟丁先起义发生在清顺治三年左右，即1646年前后，而香山孙连昌1669年才出世，因此，无论如何，紫金孙琏昌与香山孙连昌也不可能是同一人。既然二人不是同一人，那么，紫金孙氏与香山孙氏也就没有源流关系。　　(三)罗香林先生关于紫金孙琏昌迁居香山的“考证”纯属推断之词，不足为信。罗香林先生对于紫金孙琏昌的迁移过程是这样猜测的：“惟连昌（指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碾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盖连昌（指琏昌）公之初迁增城，本属流移性质，其迫于生事，而再谋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这样的推断怎么可以作为定论呢？罗香林推断孙琏昌到了香山，而翠亨的各种文物史料与传说证实，翠亨孙氏不是由紫金的孙琏昌迁居、繁衍而来的，而是由与紫金孙氏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莞孙氏迁来的，且迁居的时间要比孙琏昌失踪早150年左右。　　(四)紫金孙氏与翠亨孙氏并不因罗香林“考证”出源流关系而建立来往关系、产生族亲感情。就中国宗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而言，紫金孙氏不找寻外迁的孙琏昌及其后代是不足为怪的，而孙琏昌及其后代落足香山而没有追宗寻祖的话，那就十分不近情理了。而翠亨孙氏始终与左? 孙氏、东莞孙氏相互交往、论资排辈，难道祖籍或祖宗是可以随便承认，祖坟是可以随便拜祭的吗？非也。事实上，即使罗香林“考证”出紫金与翠亨孙氏的关系之后，除了孙科等少数孙家人承认与紫金孙氏有源流关系外，翠亨孙氏多数人始终不承认与紫金孙氏有直接的关系，也并不与紫金孙氏交往。孙中山的大哥孙眉的孙子孙满、孙乾的态度不必说了，就连孙科的长子孙治平也并没有遵循其父的观点，而是认同东莞说。不过，倒是紫金孙氏少数人以“紫金说”为依据做出了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这从当时的温济琴致罗香林先生的电文内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紫金“中坝孙姓少数人，竟为地方豪劣讼棍所摆弄，举凡孙姓历代卖出产业，均指为国父先祖遗产，控之于县府司法当局，强判人以窃占国父先祖遗产之罪，致拆屋毁坟，拘押勒榨，无不令人感慨。”另外，紫金孙氏及当地政府依据罗香林先生的论断确立了“公馆村”和孙中山祖籍纪念地、纪念馆的事实，虽反映了当地各界人士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但依上所述，所立之纪念地毕竟与孙中山的家族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紫金说”的依据是不充分的，并且牵强附会。而“东莞说”不仅有大量的论据材料支撑论点，而且这些论据材料都是确凿可靠的。因此，“东莞说”得到孙中山研究界和孙中山的多数亲属后裔的认可，而“紫金说”则基本上已被孙中山研究界排斥与否定。请看如下一些事实：1、一位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在198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闭幕式上发言指出：“有的论文，根据大量文献、文物和访问材料，进行了细密的考证，指出孙中山的祖籍是广东东莞，而不是罗香林先生所说的广东紫金，得到许多学者的赞许。”2、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实正误》把“东莞说”定为正，而把“紫金说”定为误。3、1996年在翠亨举行孙中山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由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翠亨小组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合编的《酸豆》第三期曾分发给与会专家、学者人手一册，该期刊登有主张“东莞说”的文章，结果到会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学者包括最权威人士都没有提出任何疑义。4、同样是在去年11月，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联谊活动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某专家明确表示承认“东莞说”，否定“紫金说”。5、台湾研究界对“紫金说”也早已有所动摇，如某学者很早就提出“国父是客家人吗？”的疑问，并引述有关资料论证孙中山不可能是客家人的论点；又有学者例举罗香林论点不能成立之理由，并提出“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的问题。又如1985年台湾国民党史政机构第三次重版《国父年谱》，虽仍采用“紫金说”，但却加了一条注释，注释开头说：“关于先生家世源流，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注释最后称：“本谱暂依罗香林前说，并继续研究考订，容有确论，再行补正。”6、大陆孙中山研究界则较多地采用“东莞说”，如1991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和1994年出版的《孙中山辞典》这两部权威著作都采用“东莞说”。如此看来，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在台湾的可靠性已发生动摇，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大陆的孙中山研究界及孙中山多数亲属后裔则已将其否定，因此，笔者在此提请非孙中山研究界和社会其他人士，对孙中山的祖籍问题要有科学的分析与正确的判断，不要盲目接受和坚持“紫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