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亚则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唐太宗李世民征伐高丽兵力有余为何还失败呢

唐太宗李世民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其实有两次，分别是贞观十九年（645年）的第一次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的第二次。而被很多人说成是失败的，是第一次。而唐太宗第一次征伐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从战略角度上来说，只能说没能完全达到目标，而在战术层面则是辉煌的胜利。此战，唐太宗“凡征高丽（高句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馀”（《资治通鉴 卷第一百九十八》）；“六月丙辰，师至安市城。丁巳，高丽别将高延寿、高惠真帅兵十五万来援安市，以拒王师。李勣率兵奋击，上自高峰引军临之，高丽大溃，杀获不可胜纪。”（《旧唐书·太宗本纪》，此战唐军斩首两万余，俘获三万六千八百人，还坑杀了其中三千三百名靺鞨人）“获马牛十万，明光铠万领。高丽震骇，后黄、银二城自拔去，数百里无舍烟”《新唐书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而唐军的损失为“战士死者几二千人”。也就是说，唐太宗对高句丽军队的战场损失比是1：20！可以说，虽然李世民没达到的是凭此一战灭亡高句丽，但战场上真的是放无双一样的存在。那为什么唐太宗在战场上打得那么漂亮，却还没达到征服高句丽的战略目的呢？这个古人已经有过总结了，“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资治通鉴 卷第一百九十八》。白话文处理一下，就是天寒地冻，人马待不住了，而且后勤出现问题，所以只能退兵。具体解释下，高句丽地处偏东北亚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所以夏降水比其他北方地区大的多。而且通往高句丽的辽西走廊和辽东地区上都是沼泽。唐人记载，辽河下游有“辽泽泥潦，车马不通”，“辽东以西水潦坏道数百里”。这样的地形，本身就不利于运输后勤补给，而且容易滋生瘟疫。等到了冬天就更是天寒地冻，陆路后勤补给基本上就没指望了。所以隋唐两代，对高句丽出兵都是赶在雨季没来之前的二三月出兵。比如唐太宗第一次征讨高句丽就是在贞观十九年三月底出兵的。可更雪上加霜的是，高句丽还是还处于山地地形，也修了很多易守难攻的山城。结果唐太宗只能一个一个城的啃过去，自然进展缓慢。说实话，唐太宗这时确实有些骄傲了，当有大臣建议应该水陆并进时，他还是相信自己的指挥能力和唐军的战力，决定一路打过去。结果，就算唐太宗各种野战放无双，也还是被高句丽的一个个山城，把战争拖到了冬天。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天和越来越吃紧的后勤，唐太宗选择了见好就收，于九月十九日开始撤军。所以，唐太宗第一次征讨高句丽，就好比，有人高考，本想考个700多分去个清华北大，结果分数没理想的那么高，只考了670、680上个同济、上海交大啥的……你可以说他考清华北大没成功，但你能说他高考失败了吗？关键要知道的是，高句丽是当时东北亚的强权，人口几百万，胜兵数十万，更拥有精锐的甲骑具装。这是一个堪比明末后金的严重威胁。而唐太宗多次以少胜多，野战将其打得没脾气。另外，唐太宗虽然第一次征讨高句丽没有达成全部战略目标，但他还有第二次啊。贞观二十一年开始的第二次征讨，唐太宗改变了战术，不再硬啃山城，而是派少量精锐陆军去袭扰，同时派水军去登陆作战。结果打得高句丽国内疲敝不看，逼得高句丽王遣子到大唐谢罪讨饶。而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唐太宗让人准备楼船水军，打算第二年动兵三十万，水陆并进，一举干掉那个已经被削弱得配备不堪的高句丽。可惜，天不假年，贞观二十三年春，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了。高句丽才逃过一劫。而之所以高句丽最后在唐高宗李治时代被搞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世民的两次征讨，让高句丽国力大损。而唐高宗延续唐太宗水陆并进，精锐袭扰的正确战术。

王亚樵，1912年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1916年在沪组织公平通讯社，宣传讨袁护法。1918年作为南方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1920年赴安庆，组织民权协进会，反对武人干政，遭通缉，再次亡命上海。1921年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1923年11月暗杀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事发后投奔卢永祥，任浙江纵队司令。1926年任安徽宣慰副使，返上海，鼓动北伐。1927年四一二政变 后，多方联络反蒋势力，先后策划刺蒋、刺宋、刺汪暗杀，闻名于世。1932年任淞沪抗日义勇军司令，积极配合19路军抗日。同年联络韩国临时政府主席安昌浩，派尹奉吉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被日本人称为“人间魔鬼”。[1]次年赴福州参加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沈醉先生曾风趣地说：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被称为中国第一杀手。 [1]1936年10月在广西梧州被国民党特务刺杀。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评价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1]王亚樵 - 生平 王亚樵王亚樵早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曾与乡人李元甫、王传柱等在庐州举事响应，后失败，亡命上海，在上海组织安徽同乡成立同乡会，并以此为基础，创建斧头帮，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互争地盘。在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的混战中，王亚樵支持卢永祥，并于1923年11月组织手下刺杀了齐燮元任命的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之后王亚樵接受卢永祥的任命赴湖州任浙江纵队司令，后来的军统头目戴笠当时在他手下任队长。卢永祥被齐燮元打败，王亚樵先后流亡广东、香港，后又返回上海，“4·12”事件后王亚樵对蒋介石非常不满，1931年7月23日，王亚樵策划了在上海北火车站刺杀宋子文，因派出的刺客将宋的秘书唐腴庐误为宋本人刺死，使宋子文逃过一劫。之后王亚樵又策划在庐山刺杀蒋介石，因蒋介石戒备森严未果。淞沪会战期间，王亚樵积极配合十九路军抗战，派水手携水雷炸伤日舰“出云”号。淞沪停战后，王亚樵与朝鲜志士尹奉吉合作，于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日本天皇诞辰庆典会场放置炸弹，河贞次（日本驻沪居民团行政委员长）当场被炸死；白川义则（陆军大将，一二八事变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身中多枚弹片重伤，送院后死亡；植田谦吉（陆军中将，第九师团长，后任关东军总司令）被炸断一腿；重光葵（日本驻华公使，后任日本外相）被炸断一腿；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第三舰队司令）被炸瞎一眼。1933年，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另立“政府”，与蒋介石“中央”对抗，王亚樵于是赴福州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樵与华克之等人再次筹划刺杀蒋介石，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华克之、孙凤鸣等以记者身份混入会场行刺，但蒋介石当时未到场，孙凤鸣于是改向汪精卫行刺，对其连击三枪。蒋介石对此非常震怒，要求军统戴笠缉拿王亚樵，王亚樵的部下余立奎等人相继被捕，王亚樵不得已出逃广西，投奔李济深，李济深将其安排在梧州自己的老家中避难，军统一时鞭长莫及。戴笠后来以10万大洋及释放余立奎为条件买通了余立奎之妻余婉君。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与佘婉君在李济深胞兄处用餐后，佘约王去住处，称有要事相告，王乃只身前往。刚入佘寓，王便感觉不妙，正想退出，这时埋伏的特务们刀枪齐发，王亚樵身中五枪一刀，当即牺牲，时年47岁。其遗体由其老友郑抱真、其徒许志远安葬于广西梧州倪庄。王亚樵的墓现坐落在磨店乡政府以西约1公里的荒草岗上。墓的四周用水泥土砖块围砌。墓旁立一石碑，上镌：“王亚樵之墓。”

顾竹轩、王亚樵、张啸林、杜月笙、黄金荣等。1、顾竹轩顾竹轩（1885—1956），字如茂，江苏建湖人。少年时期因家境贫寒，适逢灾荒，16岁到上海谋生。在公共租界协记公司拉黄包车，一度入租界巡捕房充当巡捕。20多岁时，跻身上海帮会上层。徒弟达数百人，有“江北大亨”之称。20年代初，与人合伙在闸北开办同庆舞台，不久又开设德胜茶楼、天蟾舞台。1923年起，独资经营天蟾舞台，联络京剧名角，推进京剧演出场所改良。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参加伤兵和难民救济，派保卫团支援抗战。抗日战争期间，掩护、护送和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国共内战时期，掩护和协助中共中央上海局下属的帮会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又多次掩护发电厂地下党负责人的活动，并为运送物资和医药用品去苏北根据地提供方便。1947年，任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1949年，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6年7月6日，在上海去世。2、王亚樵王亚樵（1889—1936），字九光，抗日志士，民族英雄。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自幼读书，聪颖过人，少年时期目睹官吏豪强压榨人民，恨之入骨。每与青年志士谈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慷慨悲歌，不屈不挠，邻里友人多赞王亚樵有古烈士风。1911年王亚樵响应孙中山革命主张，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1913年出走上海，研究无政府主义，刻苦钻研怎样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权。1916年初宣传讨袁护国运动。1918年作为南方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1920年赴安庆，反对武人干政，遭通缉，再次亡命上海。1921年创建斧头帮，斗败黄金荣、杜月笙，替穷人撑腰。1923年11月10日暗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事发后投奔卢永祥，在湖州征兵，与戴笠、胡宗南结为金兰兄弟。1926年任安徽副宣慰使，宣传北伐。1927年出席南京奠都典礼大会，指责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引起蒋介石不满。1928年8月18日暗杀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1930年7月24日暗杀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号称暗杀大王。1931年6月14日在庐山刺杀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未成，同年7月23日在上海北站枪击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1932年日寇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王亚樵组织铁血锄奸团刺杀汉奸日寇，同年4月29日暗杀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1935年11月1日策划在南京刺杀汪精卫，同年12月25日暗杀国民党外交次长唐有壬。1936年10月20日在即将投奔共产党之际，被戴笠暗杀于广西梧州。毛主席评价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3、张啸林张啸林（1877年—1940年8月14日），浙江慈溪人，原名张小林，旧上海青帮头目，与黄金荣、杜月笙并称“上海三大亨”。早年游手好闲，打架斗殴，与流氓为伍，为杭州地痞。后结识上海流氓季云卿，随季云卿赴上海，拜上海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1920年，与黄金荣、杜月笙合股开设三鑫公司，贩卖鸦片，逼良为娼，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人称“三色大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指使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32年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1937年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攻陷上海，张啸林公开投敌，沦为汉奸。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为侵华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等战略物资，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趁机大发国难财，并筹建日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政府省长。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执行制裁。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被贴身保镖林怀部击毙于上海华格臬路张公馆。4、杜月笙杜月笙（1888年—1951年8月16日），男，原名杜月生，后因章太炎建议而改名镛，号月笙，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人，是近代上海青帮中的一员。1902年，杜月笙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负责经营法租界的赌场“公兴俱乐部”。1925年7月，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1929年，杜月笙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1949年4月，杜月笙前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于香港病逝，终年63岁。5、黄金荣黄金荣（1868年—1953年6月20日），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目，与张啸林、杜月笙并称“上海三大亨”。早年在上海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当学徒，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巡捕，直至升为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后勾结帝国主义、官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4月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寓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保持了民族气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荣社”，势力遍及全国工商、农矿、文化各界。建国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6月20日在上海黄公馆谢幕人生，终年85岁。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顾竹轩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黄金荣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杜月笙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啸林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亚樵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那篇《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在那篇文章里，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很多小人物，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命运的。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和“东京玫瑰”户粟郁子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他也是大时代下的一个渺小的个体。 不同的是，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甚至是他所处这个国家的国运做抗争。 他的名字，叫王亚樵。 国民党中统骨干沈醉曾有一句话： “人人都害怕魔鬼，但魔鬼害怕王亚樵。” 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 你很难想象，后人会把“暗杀大王”这个头衔放到王亚樵身上——作为一名清朝出生的人，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名列前十。 王亚樵家境贫寒，祖父和父亲都为地主耕种田地，从小就受到从官吏到地主的各种欺凌，这使得王亚樵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同时，他也特别能体会穷人的疾苦。 191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把清王朝给推翻了。 这一年，王亚樵22岁。他干了件当时看起来石破天惊的事——他集合了一批同乡，在合肥宣布成立“合肥革命军”，撤销清廷一切官吏，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 王亚樵自认追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可是，孙先生并没有让他来管合肥，而是派了一个叫孙品骖的同盟会的人来合肥接管。 孙品骖到了合肥后，也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独立。于是，两个“军政府”闹起了矛盾：王亚樵主张立刻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民，但孙品骖主张暂时不要动这个阶级的利益。 两个“军政府”就这样吵了起来，结果，“孙政府”先下手为强，围捕了“王政府”，王亚樵身边的骨干均被枪杀，他本人因为去乡下集合队伍，幸免于难。 这件事对王亚樵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折射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并逼得他开始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 从1911年到1921年，整整十年，王亚樵没有安定过。 从合肥到安庆，从南京到上海，王亚樵创立过协会，组织过军队，做过不少事情，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 在这其中，有三件事值得一说。 第一件事，是1913年在上海期间，王亚樵结识了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进而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这段经历，对本来就有独立反抗精神的王亚樵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基本打造了他今后的三观：什么政府官员，军阀元首，只要你是强权，我就要消灭你！（王亚樵曾因为看不惯段祺瑞独裁，强烈建议孙中山”轰炸北京总统府，炸死段祺瑞”） 第二件事，是1921年，王亚樵又回到上海（也是因为得罪了人被追杀），从朋友手中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 有一次，一名安徽籍工人被资本家拖欠工资，不仅索要不成，还反而被毒打。 王亚樵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派人去铁匠铺打造了100把斧头，率领100名大汉手提利斧，直接冲到了资本家的家门口。资本家忙道歉赔付工资。 自此以后，王亚樵在上海声名大振，他的帮会，被人称为“斧头帮”。 第三件事，是1923年前后，王亚樵奉军阀卢永祥之命，在湖州招兵买马。在这期间，王亚樵和一个叫戴笠的人义结金兰，成为了拜把子兄弟。 这个人，日后决定了王亚樵的生死。 王亚樵的“斧头帮”，当时在上海牛到什么程度？ 1932年，王亚樵因为种种原因，得到了上海轮船招商局一艘叫“江安”号的轮船的使用权。但是，“江安号”的原经理张延龄却拒不交船。 张延龄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和王亚樵作对？因为张延龄是张啸林的侄子。 张啸林又是谁？张啸林和杜月笙、黄金荣一起，并称为当时上海滩最大的三个流氓大亨。（参看：《一个流氓大亨的正面和反面》） 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王亚樵怎么办？他二话没说，晚上派人在张啸林家后院的墙上炸了一个大窟窿。 张啸林顿时害怕了。于是，张延龄又找到了另一个大亨——杜月笙。因为张延龄本身也是杜月笙的门徒。 杜月笙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毫不犹豫地，勒令张延龄必须把“江安号”交给王亚樵。据说张延龄还不情不愿，杜月笙开口大骂：“你今天要是不交这个船，就别踏出我家的门槛！” 至于还有一个大亨黄金荣，早就警告过自己的门徒和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这人不要命。” 其实何止上海滩三个流氓大亨，王亚樵连当时的“东北少帅”张学良也没有放在眼里。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带着家人和部属到上海来休养。（参看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由于当时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声名已经远扬，有不少国人恨之入骨。到了上海后，为了以防万一，杜月笙直接把张学良接到家里居住。 在上海滩，有杜月笙罩着，谁还敢乱动？ 王亚樵就敢。 张学良入住杜府没多久，杜府门口就被放了一颗拆去引信的炸弹。然后杜月笙就接到了王亚樵的三个条件，要他务必转给张学良： 1、要么立刻回到东北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2、如果不肯战，也请回到东北，自杀以谢天下。 3、如果不肯死，就把财产全部捐出来，购买军火，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 王亚樵要求，三个条件张学良至少要满足一条，不然第二颗就是有引信的炸弹。 堂堂东北少帅，30万东北军领袖，思前想后，在杜月笙的规劝下，出国考察去了。 如果单单只是一个黑 社会 老大，王亚樵还不至于那么有名。 让王亚樵成名的，是他的暗杀。而且，他暗杀的，都不是泛泛之辈。 王亚樵第一次有名的暗杀，对象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当时王亚樵投靠的是军阀卢永祥。因为军阀之争的各种利害关系，卢永祥必须杀掉徐国梁。 在1923年11月10日，徐国梁被王亚樵派人枪杀于上海“大世界”对面的浴室门口。手握7000名上海警察的警察局长，王亚樵说杀就杀。 如果说徐国梁被暗杀，王亚樵还是“受命行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暗杀，都是出于王亚樵自己的想法。 纵观王亚樵之后的暗杀对象，只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反蒋，一条是抗日。 我们先把“反蒋”放在一边，说说“抗日”。 王亚樵最有名的一次暗杀，发生在1932年。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面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在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和后来的杜月笙一样，王亚樵以一个帮会老大的身份，召集了3000名帮众，在太仓协助正规军作战。 “一·二八”事变最终以日军获胜而告终。4月，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竟然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在别人的国家中举行侵略者庆祝胜利的大会，对中国人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在上海找人商量对策，看看是否能捣毁“庆祝大会”。 但由于时间紧张，日本人的防范特别严密，会场当天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入场，所以完成任务的难度极高。 但这难不住王亚樵。 王亚樵联系到了朝鲜流亡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安昌浩，安昌浩找到了24岁的朝鲜青年尹奉吉。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尹奉吉，在4月29日带着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和装有手榴弹的饭盒，顺利混入了虹口公园会场。 那一天，定时炸弹按时爆炸，尹奉吉怕威力不够，还补扔了一颗手榴弹。“一·二八事变”的日军总指挥，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伤重不治毙命，重光葵失去了一条腿。 这场著名的暗杀，让很多人对王亚樵刮目相看，包括蒋介石。 蒋介石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王亚樵。 蒋介石和王亚樵当年均追随孙中山，按理，理念是一致的。但是，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让王亚樵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王亚樵认同的是国共合作，北伐打倒军阀。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来内定王亚樵是津浦铁路护路总司令。结果，在奠都仪式上，代表工人发言的王亚樵，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要求大家勿忘总理遗愿，团结一切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最后，他带领众人高呼口号：“打倒军阀！停止屠杀！” 这下惹恼了蒋介石。 蒋介石于是密令南京警察厅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可是，无论蒋介石还是温剑刚，都小看了王亚樵——南京警察厅侦缉队的队长张祥率队包围王亚樵居所的时候，发现王亚樵和他的人都全副武装。结果，侦缉队队员被全部缴械，眼睁睁目送王亚樵离开后，才被归还武器。 就从那时起，王亚樵开始积极反蒋。而他的反对，从不仅限于口头抗议。 1928年，王亚樵派人暗杀了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1930年，他又派人暗杀了向蒋介石告密的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或者说，蒋介石那时候还不知道，幕后主使是王亚樵。 1931年，王亚樵又干了两件大事。 首先，他经过周密策划，派人在庐山直接刺杀蒋介石，但因为杀手乱中开枪，没有击中（史称“庐山刺蒋”）。之后，他又安排人在火车站暗杀财政部长宋子文。但杀手认错了人，宋的秘书唐腴胪成了替死鬼（史称“北站刺宋”）。 宋子文 但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蒋介石当时都不知道是王亚樵干的。在王亚樵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蒋介石还是想和王亚樵讲和。 当时，蒋介石派人给王亚樵送去了4万大洋，并许以陆军中将军衔。但王亚樵拒绝了，并且轻描淡写回了一句话：“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调查日本入侵东北一事，调查结果明显偏袒日本，王亚樵大怒，决定派人暗杀李顿。然而，暗杀李顿的计划最终失败了，派去暗杀的人还被抓捕了，最终供出当初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幕后主使，都是王亚樵。 这一下，蒋介石又惊又怒，冷静之后，他决定给王亚樵最后一次机会。 1933年，蒋介石通过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三个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王亚樵——这三个人，在当初的湖州，都和王亚樵是拜把子的兄弟。 王亚樵给出了与蒋介石和解的条件： 一、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 二、跟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100万元不可。 据说，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条件，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对于当时西南的“反蒋派”，无论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还是陈济棠，王亚樵对其中任何一人开一枪，表示诚意诚意即可。 王亚樵闻之大怒，认为蒋介石是在陷他于不义，断然拒绝。于是，蒋、王二人，失去最后一次和解机会。 时间到了1933年。 蒋介石悬赏捉拿王亚樵的赏金，已经到了惊人的100万元——两年后，蒋介石为中共那些领导开出的悬赏价格是：毛泽东、朱德和徐向前，各10万元，彭德怀和林彪，各6万元，周恩来和博古，各5万元。 换句话说，毛泽东等7个人的赏金加在一起，才到王亚樵赏金的一半。 但越是这样，王亚樵就越是不罢手。 策划这起轰动一时的暗杀事件的，正是当时已在香港避难的王亚樵。而汪精卫 其实只是王亚樵要杀的“二号对象”，“一号对象”，恰恰是先前正好离席的蒋介石。 还没等蒋介石惊魂落定，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因为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又被王亚樵派人暗杀。 蒋介石彻底被激怒了，他找来了自己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当年王亚樵的结义兄弟，对他说了一句话： 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王亚樵，不然就自己割下自己的脑袋！ 1936年，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逮捕之后，几乎已经走投无路的戴笠，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的王亚樵，在香港也已经没有容身之地，所以去了广西梧州。失去线索的戴笠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 王亚樵素以肝胆对下属，那么就从他的下属下手。 戴笠派人从香港把王亚樵的下属余立奎绑到了南京，但没想到余立奎坚决不肯吐露王亚樵的下落。但戴笠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 在戴笠给了10万元和许诺抓到王亚樵就放出余立奎之后，余婉君供出了王亚樵的去向。 余婉君随后来到了广西梧州，想方设法找到了王亚樵。她给出的理由是：余立奎被抓起来了，她们母子在香港无处安身，只能拜托王亚樵能否在广西梧州给她找个住处。信以为真的王亚樵当即让人安排余婉君的住处。 1936年10月20日，“暗杀大王”走到了他天马行空的人生终点。 那一晚，因为之前承诺过要让余婉君的佣人带字条给监狱里的余立奎，王亚樵独自来到余婉君的家。 刚进门，早就躲在门后的特务就往王亚樵脸上撒了一把石灰，然后10几个特务一拥而上，准备活捉王亚樵。 然而，王亚樵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挣脱众人后，掏出了手枪。特务们见状，决定将王亚樵击毙。王亚樵最后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为了灭口，特务随后又击毙了余婉君。 一代“暗杀大王”，最终死于特务的暗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离1936年12月12日还不到2个月。12月12日，那个当初被王亚樵吓得逃离上海的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 王亚樵一直盼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死后不久，终于正式形成。 【馒头说】 想了半天，还是很难形容王亚樵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军事家，更是从来没有过一个像样的政经官衔，但在那段中国黑色的时代里，他一直是在以一己之力，对内监督政府官员，对外报仇雪耻。 只是他的这些行为，不是靠嘴，不是靠笔，而是靠枪和炸弹。 按照军统后来汇报给蒋介石的材料，就在被刺杀之前，王亚樵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准备投奔共产党。 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但我个人觉得，以王亚樵的性格，也未必能呆得长久。 倒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对于王亚樵而言，民族大义和是非观念自然分得非常清楚，但他习惯的是独来独往。 向国家和政治展现个体的力量，这是王亚樵赢得掌声的关键，却也是他悲剧收场的原因。